山东省防震减灾条例 （2010）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防震减灾条例
1999年10月25日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29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有关防震减灾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防震减灾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
第四条防震减灾是社会公益事业，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防震减灾工作的领导，将防震减灾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建立健全防震减灾工作机构和机制，全面落实预防措施，提高地震灾害综合防御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发展改革、财政、民政、卫生、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气象、水利、环境保护、公安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抗震救灾工作，其日常工作由本级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承担。
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震减灾活动的义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应当支持和引导志愿者参加防震减灾活动。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震群测群防工作，健全群测群防体系，完善地震宏观测报、地震灾情速报和防震减灾宣传网络。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防震减灾助理员。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防震减灾科技工作，加大防震减灾科技投入，提高防震减灾科技水平。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防震减灾意识，提高公民防震避震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防震减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防震减灾规划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防震减灾规划，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防震减灾规划列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无偿提供编制防震减灾规划需要的相关资料。
第十二条编制防震减灾规划，应当遵循突出重点、全面防御、统筹安排、合理布局的原则。防震减灾规划内容应当包括：防震减灾基本需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主要任务，防震减灾重点建设
项目和保障措施等。
第十三条防震减灾规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做好防震减灾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
第三章地震监测与预测预报
第十四条省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全国年度防震减灾工作要求，结合本省地震活动趋势，提出全省年度防震减灾工作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地震活动趋势，制定年度地震监测和预测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全省地震监测台网由省地震监测台网、设区的市地震监测台网和县(市、区)地震监测台网组成，实行统一规划，分级、分类建设和管理，其建设、改造资金和运行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震监测台网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设区的市和县(市、区)地震监测台网的撤销与迁移，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批准，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组织相关单位为地震监测台网的运行提供通信、交通、电力等保障条件。
第十六条核电站、油田、蓄能电站、大型水库、大型煤矿等重大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建设专用地震监测台网或者强震动监测设施。
新建的跨海、跨河特大桥和超限高层建筑物、构筑物，应当设置强震动监测设施。
应当建设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强震动监测设施的建设单位，在开工建设前，应当将有关技术方案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其业务指导。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强震动监测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由建设单位负责，所需资金由建设单位承担。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强震动监测设施产生的地震监测信息应当纳入全省地震监测信息系统，实行信息共享。
第十七条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海域地震监测台网建设，提高近海海域地震监测预测能力。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震烈度速报系统建设，为快速判定地震致灾范围和程度、指挥抗震救灾提供技术支持。
第十九条建设地震监测设施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相关技术规范与标准，保证工程质量。
鼓励利用废弃或者闲置的油井、矿井和人防工程等设施建设地震监测台(站)，相关设施的产权人应当给予支持。
第二十条地震监测台网不得擅自中止或者终止运行。确需中止或者终止运行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批准。
检测、传递、分析、处理、存贮、报送地震监测信息的单位，应当保证地震监测信息的质量和安全。
第二十一条地震监测工作应当坚持专业台网监测与群测群防相结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稳定的群测群防队伍和经费渠道，提高依靠社会力量捕捉地震短期与临震宏观异常的能力。
任何单位和个人观察到可能与地震有关的现象，应当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收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派出人员进行勘察和调查，并在二十四小时内鉴别落实。
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召开震情会商会，必要时召开紧急震情会商会，提出地震预测意见。
其他单位和个人提出地震预测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不得向社会散布。
第二十三条省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地震活动趋势和震害预测结果，提出省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地区的判定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确定后，通报有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地区和地震危险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研究提出防震减灾工作意见，加强震情跟踪、流动监测和群测群防工作，强化工程性防御措施，做好地震应急救援准备。
第二十四条地震预报意见实行统一发布制度。省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提出省内及其邻近海域的地震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预测意见，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规定的程序发布预报，同时向国务院及其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在已经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发现明显的临震异常，情况紧急时，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发布四十八小时内的临震预报，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及其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在预报的时域、地域内有效。预报期内未发生地震的，原发布机关应当及时做出撤销或者延期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禁止制造、散布和传播地震谣言。发生地震谣传、误传事件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澄清。
为避免人工爆破造成地震误传事件，一次齐发爆破用药量相当于四吨梯恩梯炸药能量以上的，爆破单位在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审批手续的同时，必须向爆破工程所在地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书面报告。
第四章地震灾害防御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全面落实地震灾害工程性防御措施，提高各类建设工程的抗震性能。
第二十七条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管理。
省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和执业资格管理，组织审定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第二十八条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国家或者省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核发的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活动。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注册认定；未经注册的，不得以注册执业人员的名义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活动。注册执业证书不得伪造、出租、转让、出卖。
省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来本省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活动，应当到建设工程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和报告质量负责。
第二十九条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应当送省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组织审定；未经审定的，不得提交建设单位使用，不能作为审批抗震设防要求的依据。
需要提交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必须经省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进行初步审查。
第三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和地震小区划工作。进行城市规划与建设，应当依据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和地震小区划结果，采取工程性防御或者避让措施。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纳入基本建设管理程序。抗震设防要求审定意见应当作为建设工程选址、可行性研究或者项目申请的必备内容。缺少抗震设防要求审定意见的建设工程，有关项目审批部门不予批复、核准或者备案。
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根据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批准确定。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在完成地震小区划的城市或者地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按照地震小区划结果确定；在尚未开展地震小区划工作的城市或者地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确定。
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应当在地震小区划结果、国家颁布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或者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的基础上提高一档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第三十二条已经建成的下列建设工程，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采取抗震加固措施：
(一)重大建设工程；
(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输油等生命线工程；
(四)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建设工程；
(五)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六)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地区的建设工程。
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抗震设防管理，推广适合不同地区的抗震设计，建设抗震示范工程，引导支持建造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住宅和设施。
农村实施合村并居、村庄搬迁和危旧房改造工程，应当按照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或者地震小区划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应当加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抗震技术指导和服务。
第三十四条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地区的设区的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已经建成的生命线工程、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震害预测，并建立震害评估系统和震害预测数据库。
第五章地震应急与救援
第三十五条地震应急与救援工作实行政府统一领导、分级分部门负责、属地管理为主、协调联动的原则。
第三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际，组织编制地震应急预案。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地震应急演练，检验各部门、各环节执行预案、落实措施的情况，完善地震应急预案体系和联动协调机制。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公安消防、矿山等专业抢险救援队伍建立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支持有关部门、社会组织组建地震灾害救援志愿者队伍。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和地震灾害救援志愿者队伍应当配备相应的技术装备和器材，开展培训和演练，提高地震灾害紧急救援能力。
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编制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专项规划，利用广场、绿地、公园、体育场馆、人防工程等公共场所与设施，统筹建设具备安全避险、医疗救护和基本生活保障等功能的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规划设计应急疏散通道，强化道路和主要交通设施的应急疏散功能。学校、幼儿园、医院、大型商场、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应当设置应急疏散通道。
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地震应急指挥场所和抗震救灾现场应急指挥系统，完善信息传递与处置等辅助决策技术系统，健全应急通信保障体系。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检查地震应急指挥系统的运转情况，确保信息、通信畅通和技术系统正常运转。
第四十条高速铁路、城市轻轨、地铁、枢纽变电站、输油输气管线(站)、核设施等工程设施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设置地震紧急自动处置技术系统。
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地震应急物资储备调用制度，健全储备、调拨、配送、征用和监督管理体制与紧急调用机制，保障地震应急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供应。
第四十二条省人民政府发布临震预报的同时，可以宣布地震危险区域进入临震应急期。临震应急期一般为十日，必要时可以延长十日。
在已经发布临震预报的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地震应急预案，做好临震应急和救援准备。生命线工程、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单位，应当采取防控措施，做好应急抢修抢险和救援准备。
第四十三条地震灾害发生后，所在地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
地震灾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救灾需要，请求上级人民政府或者非地震灾区的人民政府提供紧急援助。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地震应急与救援行动，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四十四条地震灾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应当及时向社会发布实施地震应急与救援行动的决定、命令和公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服从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根据地震应急与救援工作需要，地震灾区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征用物资、设备或者占用场地。征用物资、设备或者占用场地的，事后应当及时归还；无法归还的，应当给予补偿。
第四十五条地震灾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应当部署并保障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医疗救治队伍、志愿者以及其他救援力量开展紧急救援活动。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和医疗救治队伍完成任务后，应当向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申请撤离。
第四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地震应急宣传预案，建立地震信息报道、地震事件新闻发布制度和协调机制，及时报道和发布地震相关信息，正确处置地震谣传、误传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第六章地震灾后过渡性
安置与恢复重建
第四十七条地震灾害发生后，省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地震、财政、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水利、民政、价格等有关部门开展地震灾害损失调查评估工作。调查评估工作程序和标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地震灾害损失调查评估结果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后，向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八条地震灾区人民政府应当做好受灾群众的过渡性安置工作，组织开展生产自救。
设置过渡性安置点应当考虑环境安全、交通、防疫、防火、防洪、农用地保护等因素，配套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确保受灾群众的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
过渡性安置点所在地的有关部门应当对疫情、次生灾害、饮用水水质、食品卫生等加强监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整治环境卫生。公安机关应当加强治安管理，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第四十九条地震灾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优先恢复生命线工程功能，为恢复灾区群众生活和农业、工业、服务业生产经营提供条件。
第五十条地震灾害发生后，省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组织编制恢复重建规划。恢复重建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原则。
地震灾区异地新建的城镇、乡村和重建工程的选址，应当符合恢复重建规划和抗震设防、防灾减灾要求，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和可能发生洪水、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的区域以及传染病自然疫源地。
第七章防震减灾宣传教育
与科技进步
第五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建立防震减灾社会动员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提高全社会的防震减灾意识和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协助、督促有关单位做好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自救、疏散演练等工作，组织开展地震安全示范试点活动。
第五十二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应当组织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活动，进行地震应急自救、疏散演练。
学校应当普及防震减灾知识，组织开展必要的地震应急救援演练，培养师生的地震安全意识，提高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第五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地震、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和传播手段，扩大防震减灾宣传教育覆盖面，提高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实效。
新闻媒体应当主动开展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知识等社会公益宣传活动。
第五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利用社会资源，加强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基地、地震科普展馆、科技馆地震科普展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地震遗址遗迹保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地震、科技等部门和科协等组织应当加强防震减灾科普工作，将普及防震减灾科技知识纳入科普规划，组织开展防震减灾科普活动。
第五十五条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发展改革、科技等部门应当将防震减灾重大科研项目列入科学发展规划，支持防震减灾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大科研投入，优先解决制约防震减灾
事业发展的关键科技问题。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发展改革、财政、科技、住房城乡建设、地震等部门应当加强防震减灾科学实验基础设施建设，为防震减灾科学理论研究和技术实践提供基础条件。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利用社会科技资源，提高防震减灾科技创新能力。
第五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研究开发和推广使用有利于提高抗震性能的建筑结构体系和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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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典化可行性分析
傅钢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上海嘉定，201800）
TEL:021-69980198, E-mail:mayuhappy@sohu.com
摘要:学界有人提出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倡议,笔者经过分析认为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其体系内存在许多重要的缺陷,目前看来尚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典化绝对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
关键词: 知识产权法 法典化 可行性 无形财产权
一、引言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关于法典化的讨论一时间也颇为盛行，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地位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热点。而在其中最引人注目可能就是单独制定知识产权法典的观点。(((
该论者认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在国外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加上WIPO等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研究的推动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熟，这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提供了理论准备。现实中，成功的立法例已经出现：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颁行于世，开创了知识产权法法典化的先河，成为知识产权立法史上的里程碑。《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也随后诞生。世界贸易组织（WTO）1994年缔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也第一次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作品、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商标、地理标志、未披露信息（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大部分知识产权保护对象，集中在一部国际条约中进行规范，相当于是一部法典化的国际条约。在我国知识产权方面的单行法已始成规模，形成了门类较齐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因此将这些法律规范系整合于一部法典，以建立体系化、逻辑性的知识产权法，应属可能，而且益处多多。[2]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将就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讨论。
二、法典化的重要作用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大陆法系国家都以民法典的颁布作为其法制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判例法以经验主义为特征，形式合理性的水平低，成文法特别是法典化的成文法则相反，比较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且它要求成文法有统一的格式、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并能够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协调的规则体系，这个体系在整体上有逻辑上的一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它覆盖着社会所有领域，因而能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提供标准和方法。”[3]这种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典化有诸多好处，可以解决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出现的诸多弊病，对于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可以提高立法层级，为各类行政规章的制订提供依据，从而保障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极不健全，存在很多法律调整的空白。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是通过国务院各部委的规章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性规章予以填补的。但是这种“规章调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规章的制订常受到部门和地区利益的主导，很难像法典的制订那样，在制订时要照顾到全社会的利益。很多规章在制订中注重的是行政机构的管理权，而权利人利益的考虑则常常被忽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商标局1994年颁布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管理办法》，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年发布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在原产地标志的保护标准、保护内容、管理机构等方面存在交叉矛盾，缺乏协调统一，令权利人无所适从，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而如果构建知识产权法典，尽可能将成熟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消除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有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科学化，从而使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2、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
我国在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判例不能作为法律的渊源。法官并无制订法律的权力，而只能适用法律，以处理各项纠纷。如果缺乏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必将会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另外由于我们在立法方面历来主张宜粗不宜细，所以，许多规定都非常原则，不便于实际操作。由于法律规则过于抽象和原则，加之非常简略，给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同一案件，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裁判结果。其中固然有法官的素质问题，但是立法过于原则、简略，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而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不仅有助于法律规则的完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有助于减少、克服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的问题。
3、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
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种类繁多，并且容易交叉。但我国知识产权法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负责起草、分散制定，比如著作权法由国家版权局起草，专利法由中国专利局起草，商标法由国家商标局起草。这种条块分割的立法结构，显然不能顾及整个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和逻辑性，表现为知识产权法内容分散、零乱，存在大量的空白遗漏、重叠交叉，甚至相互冲突。如果建立知识产权法典的话，经过仔细的梳理和规划，部门利益被尽可能的忽略，公众利益最大程度的被予以考虑，上述凌乱不堪的状况将为之改观，。
4、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广大民众了解法律的规则，增强权利意识。
在现实中，我国知识产权法上至法律，下至规章，均有所涉及，但主要表现为行政法规、规章。而许多规章往往是红头文件，不具有公示性，有些规章甚至属内部文件，但却趟而皇之的调整着知识产权生活。另外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的司法解释也很多。司法解释对保障法律的正确适用十分必要，但某些司法解释是一些内部文件，仅在法院内部上传下达，一般民众很难了解。因此不具有行为规则的作用，只能对裁判作出指导。而某些司法解释也与行政规章相冲突，这时也很难确定以何者效力为优的问题。这种状况造成了知识产权领域的暗箱操作的印象，而这些规章也难以为人们所遵守。但知识产权法典确定的各种规则，都要经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布，并通过普法宣传，为广大民众所了解，这会使相关制度深入人心，为人民依法维权打下坚实的基础。
5、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贯彻知识产权的私法理念
虽然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同时顾及公共利益，适当的公法规范不可或缺，但是知识产权毕竟首先是私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在现实中许多知识产权的客体，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号、证明商标、域名等，在我国都是或主要是接受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规章等公法的调整，这与知识产权是私权的性质不相协调。由于行政法主要着眼于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对知识产权中更为重要的私法问题却明显欠缺相应的法律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权利人权利行使的自由。而且随着行政权力的介入日渐增多，打破了知识产权体系内部的平衡，歪曲了知识产权的本性。因此，知识产权法典化有利于贯彻私权理念，帮助知识产权体系恢复其本性，实现系统的和谐性，从而保障权利人的利益。[4]
三、知识产权法法典化之不可行性
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有上述诸多意义，“看上去很美”，但是事实上这种设计目前来看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离法典化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法典是人类法律理性思维长期积淀的结果，它是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基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两部伟大的里程碑式立法，人们将法典理解为“体现理性的法典“，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按照一定概念体系进行的全面编撰，是具有确定型、系统性及内在逻辑性的和谐统一体。“[5]因此，从规范技术上说，典型的法典应当具有内在的严密的逻辑性和形式理性无矛盾的原则性。从目前来看，知识产权法律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1、 1、 从保护对象的稳定性来看
民法典的稳定性及系统性首先来自其保护对象的稳定性。传统民法典的财产权基本上是物权（债权只是物权的流转关系而已）。物权的财产对象基本上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或称“有体物”。而这些财产对象的特征是非常统一的，它们都是有体的，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性，具有自然排他性，能够公示对抗第三人。这种保护对象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可以以相同的原则和相应的规则对其进行规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以致于其既有的原则和制度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对象冲击得阵脚大乱。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很多新生事物涌入了知识产权领域。除了传统的商标、专利和版权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知识经济、计算机、互联网、域名、商业外观、商品特有名称、商业方法、集成电路、数据库等方兴未艾；此外，最近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民间文学等语词又在知识产权法学中呈现。这使知识产权理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比如数据库、软件的价值在于其功能性却被著作权法作为文字作品进行保护，商业秘密的保密性与知识产权一般须公开的特征相背离，民间文学纳入著作权法保护却没有具体权利主体等等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的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缺乏必要的对象基础，成为空中楼阁。
2、从内在逻辑统一性来看
传统的民法典具有严格的逻辑统一性，其根源在于其保护的财产对象与财产权主体的无逻辑矛盾的占有事实。如前所述，传统民法典的保护对象具有相同的客体特征和外在形式；同时传统民法上的“人”，也是个性化的“特定人”。这样，传统民法的逻辑前提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个性化的人，对特定物的占有能够产生无逻辑矛盾的确权；对商品生产中产生的竞争与利益冲突，传统民法能够给出一个非常符合“形式正义”的答案。与此不同，知识经济的对象是知识产品，它具有主观性。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本上是基于对“创造性信息”的外部载体特征和内在价值属性的区分而设立的。基于此，创造者对于创造性信息的“特定性占有”就具有逻辑矛盾了，即个人对创造性信息的占有事实不能排斥他人的合法占有。[6]因此，以传统民法对形式理性的要求来看，知识产权内在规则就很难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了。而缺乏内在逻辑统一性的体系很难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与法典化的要求相去甚远。
3、从话语体系的严整性来看
基于其内在的内在逻辑统一性，传统民法设定了一系列精确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物权被设定为绝对的对世权与对人权。物权法定主义、一物一权主义、物权的追溯力原则等等，成为维护这个体系的有效原则，相应的具体制度也设计地精巧而实用。而现存的知识产权制度中所使用的语言缺乏理性的定义和限制。这些语言或者是行政机关习惯用语、技术专家的专业用语或一般规约性质的习惯用语或法律隐语。至今尚没有严格法律概念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进行界定。比如，到底什么是"作品"，什么是"技术"，什么是"方法"等，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至今都没有确定的定义。再比如，商标法保护的内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在营业活动中，用以标识产品来源、表彰自己身份、证明产品质量以及表明其它营业情况的识别性标记，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地理标志等等多项内容。但仍被简称为涵义相对狭窄的"商标"，从而混淆视听（有学者将其统称为营业标记，不无道理）。还有，商业秘密也不是严格法律术语，而是对商业领域价值信息的法律俗语。一部法律的基本概念的语言都缺乏严格的定义，其科学性也就很难保证了，更别提进行法典化了。
4、从财产保护原则的明晰性来看
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规则的原则化、原则的秩序化，有一系列明晰而科学的保护原则是法典化的先决条件。当我们对一个争议的财产对象及其法律属性缺乏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设立对该对象的统一保护原则。缺乏原则的体系难免出现内部矛盾，而一个内部不和谐的体系有何以谈得上法典化呢？
民法基本原则植根于传统商品经济运行模式，从来都有调整个别规则有效性、维护法律正当性、合理性、公平正义的功能。但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其保护原则是模糊的，甚至是缺失的。我们知道随着其自身体系的发展，知识产权调整的范围发展到了整个人类智力生活领域的创造成果。而这些创造成果的性质并不尽一致。从总体上看，人类的智力成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生产而进行的知识活动，可以被确认为私有财产权；一类是为了人类知识总量的增加而进行的知识活动，比如科学发现，不能被确认为私权。这两类活动的直接目标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为了确定个人对智力成果的独享权利，而后者则主要是为了人类共享知识成果，这是相互矛盾的价值理念。[7]由于这些内在原因，知识产权至今没有找到明晰而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在知识产权的不同领域里，原则分立，甚至互相掣肘的也不在少数。由于缺乏统一的基本原则，在专利领域甚至出现了阳光底下的一切事物皆可专利的可怕趋势。
5、从权利的性质来看
传统民法典主要调整私权，在整个民法之中，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的现象比较罕见，公法色彩并不浓厚，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因之天然具有自洽性。而知识产权却是公化私权，这直接导致了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的二重性。知识产权法在传统上也被认为是私法之一部，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比如发明、作品，不仅关系其权利人利益，而且还攸关社会公共利益，有的发明的诞生甚至影响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而调整有形财产的物权法的保护对象，比如房屋、土地，主要关系权利人的利益，虽也肩负相当的社会功能，但其作用远逊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对社会公益的影响。因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如何寻求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为知识产权法诞生以来的重要使命。与此相适应，公权力广泛介入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知识产权法中的行政法律规范，比任何其他私法部门都广泛、细密、复杂得多。[8]这种公私兼有的特性若继续存在着，只会造成法典保护方式的矛盾与断裂。但倘若删除这些与私法规范唇齿相依的公法规范，知识产权又失去了其本性，其存在的意义又大为减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法典化也不可行。
从上述几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整个知识产权体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缺乏统一的财产保护原则，也没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当然就无法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总则编。而没有总则指导下的分则只会凌乱不堪，进而整个知识产权也就无法形成一个严密而自洽的话语体系，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这一努力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了。
关于法典化问题，萨维尼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一个完美的法典，必须使基于法律的真正基本原则而构成的有机体系，而该法律原则必是历经一段时间之后的产物。对于法律原则的全盘了解，是法典化不可或缺的前提。但当时的法律人，并未具备掌握真正法律原则的能力。因而萨维尼担忧，法典化在当时?⒁蚨苑?稍?虻奈蠼猓??陨缁嵩斐缮撕Γ?焕?谏缁帷Ｓ谑撬?ㄒ榈笔钡姆?扇耍?邮禄?驹?虻睦?贩⒄寡芯浚??⒎ǖ浠?舸??笤偎怠?9]这种看法真的是非常有见地。如果不顾实情，仓促上马，超前立法，很容易欲速而不达，造成法律与现实脱节的尴尬，使法典的权威大打折扣。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在1992年颁行《知识产权法典》后六年间，为适应知识产权领域的各种新变化，曾先后12次修改或增补知识产权法典，涉及条目有112条，占总条目的1/4，这在其他法律部门是十分罕见的。事实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充其量只能称为法规汇编，它只是将几部知识产权单行法简单的罗列在一个载体上而已，离真正意义上的法典相去甚远。而由于立法超前，修改频繁，使该法典动作起来收效甚微，与其立法者建立一部与《法国民法典》平起平坐的法典的初衷相去甚远。
四、未来之路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目前来看不具现实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确定上述的知识产权法典化的诸多好处将只是人类的“南柯一梦”呢？笔者认为却也未必。综观人类历史，就是从混沌走向澄明的一个过程，成熟民法典的制定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法学理性思维及实践的结晶，知识产权的法典化也有一个酝酿、诞生及至后来瓜熟蒂落的过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梳理、完善知识产权的相关理论和制度，使其在调整社会生活时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等到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足够充分时，再谈制定知识产权法典就水到渠成了。
尽管黑格尔曾经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到来以后才起飞”（意即人类的思维具有局限性，往往只能在事后做些后发式的总结性思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以往经验作些前瞻性的工作。由于迄今为止，学界对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及其总则研究较少，笔者将仅仅提出些许可能性，以求抛砖引玉之功效。
随着社会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日新月异，许多新事物诸如计算机软件权、域名、遗传资源等等不断出现，而商业秘密权、商号权、植物新品种权以及禁止不正当竞争方面的诸多权利,无一例外全都被纳入了知识产权这个筐子，有些学者认为,其客体已不限于知识领域,而是扩大到商业活动的经验、信誉等领域,因此,知识产权已很难涵盖所有上述权利，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难负其重，处境尴尬。基于此，关于知识产权的概念、性质及特征是知识产权法领域中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会因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向信息产权法的演变。[10]然而信息产权的内涵似乎比知识产权还小，而将技术、作品等称为信息似乎也欠妥当。
也有论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应是结合民事权利理论,以知识产权的客体为切入点。知识产权是人们对"知识"这种"形"的排他的支配权,它是一种民事权利。所谓无形性、地域性与时间性都不是知识产权的特征,知识产权惟一的特征是其客体的无形性。对于"知识产权"一词,由于其偏重于"知识"类的智力成果,在诸多无形财产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建议从保护客体的无形性入手,采用"无形财产权"这一术语,并建立一个范围大于知识产权、调整对象以无形财产为主的无形财产权法律体系。具体如下:1、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含著作邻接权、计算机软件权)、专利权(含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含技术秘密权、经营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等。2、经营性标记权。包括商标权(含服务商标权)、商号权、原产地标记权、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3、经营性资信权。包括特许专营权、特许交易资格、商誉权等。[11]
也有论者认为无形财产应指"权利"而言，但这种权利的范围不应仅限于知识产权。既然从权利角度而言,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均是无形的权利利益,并不因具体客体的不同而导致权利性质上的任何差别所以把"无形财产"局限于知识产权并不妥当。在当代法国民法,无形财产不仅包括罗马法上的"无形物"所指具体权利,还包括权利人就营业资产、顾客、知识产品以及现代商业信息等所享有的权利。我国学术界针对有价证券、股票的流通无法用传统理论予以解释,往往也将票据权利和股权等称为无形财产。所以无形财产不仅是一种财产形式,而且是相对有形物所有权的一种财产权体系,除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均属于无形财产范畴。继而，这种观点认为无形财产是从更高层次上对于包括物权和债权在内的财产权利的一种抽象,它充分揭示了权利人财产利益的实质,从而为当代财产权利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因此,可以认为,无形财产的立法问题是整个财产权立法体系的构建问题,物权法和债权法只是其中的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与无形财产的立法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具体而言,物权法和债权法分别调整特定的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其他的无形财产则由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等分别予以调整,上述各种立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从而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无形财产立法体系。[12]
还有论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类特殊的权利形态，将其定义为无形财产实际上将不具有财产性质的发明权、发现权、其他科技成果权以及精神权利排除在知识产权之外了。[13]这种观点也不无见地。
笔者认为无形财产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扩得如此之大是有待商榷的，但无疑由现有的知识产权发展为无形财产应该是一个方向。现有知识产权体系的消解不是知识产权的终结，而恰恰相反，它正如凤凰涅磐一样，在无形财产体系中获得永生，它至少可以作为无形财产体系中重要一部而存在着。融入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应该拥有逻辑自洽性，为其法典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