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长政发〔２００４〕５５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现将《长沙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
二OO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长沙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农村特困居民的基本生活，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通知》（长政发〔２００４〕５４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遵循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
第三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市、区（县、市）民政局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市、区（县、市）财政局按照规定落实和管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各区、县（市）民政局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审批管理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根据审批管理机关的委托，承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四条 凡具有本市常住农业户口、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区、县（市）当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均可申请享受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各区、县（市）应根据当地财力情况和农村居民的贫困程度确定保障规模。各区、县（市）农村特困人口数占当地农村人口总数不足５％的，按实有特困人口数进行保障；农村特困人口数超出该地区农村人口总数５％的，按照该地区农村人口总数５％的比例进行保障。各区、县（市）根据所属乡镇（街道）农村贫困居民的数量和贫困程度，对各乡镇（街道）实事求是地确定不同的保障比例。对农村“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应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对因残、因病或因天灾人祸导致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应优先纳入保障范围。
第五条 确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坚持既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考虑当地财政承受能力；既能保障低收入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又有利于克服依赖思想、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原则。分区、县（市）确定不同的保障标准，按对象进行分类施保。
长沙县、望城县、浏阳市、宁乡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８４０元/人·年，散居农村“三无人员”全额享受，其他特困人员差额享受；由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农村“三无人员”１２００元/人·年。
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１２００元/人·年，散居农村“三无人员”全额享受，其他特困人员差额享受；由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农村“三无人员”１５００元/人·年。
实施本办法以前农村“三无人员”供养标准高出本办法规定的，继续执行原供养标准，高出部分通过原渠道解决。提倡村、组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继续为农村“三无人员”统筹口粮。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六条 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总和，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净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
（一）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及其他家庭经营收入。
（二）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收入。
（三）社会服务业及外出务工劳务收入。
（四）村（组）集体经济分配收入。
（五）因征地拆迁或其他原因所获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中，扣除房屋重建及简单装修费用支出、家庭成员当年因病住院的医疗费用支出、家庭成员当年大宗学杂费用支出之后的收入。
（六）非共同生活的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应当依法给付的赡养（扶养、抚养）费。但非共同生活的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所在地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除外。
持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赡养（扶养、抚养）协议、裁决的，按照赡养（扶养、抚养）协议、裁决的数额计算；超过协议、裁决数额的，按实计算。
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赡养（扶养、抚养）协议、裁决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的计算方法为：非共同生活的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的家庭总收入减去其共同生活的家庭人口数与当地农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积，剩余部分再除以赡养（扶养、抚养）人家庭人口数与应赡养（扶养、抚养）人数之和，得数即为应付给每个赡养（扶养、抚养）人的赡养（扶养、抚养）费。
（七）遗产或财产继承所得收入。
（八）自供自给的实物（以市场价格折算）收入。
（九）在购买奖券、彩票等有奖销售中所获得的收入。
（十）房屋出租收入。
（十一）其他应该计算的收入。
第七条 在外打工的农村居民，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收入难以确定的，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第八条 下列资金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按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费、护理费、保健金及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二）政府、社会及学校给予困难家庭在校子女的助学金、奖学金；
（三）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的临时性生活救助金、慰问金。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或取消保障待遇：
（一）不按规定如实提供有关证件、证明，不配合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家庭收入状况明显好转而不主动向村（居）民委员会或管理机关报告的；
（二）三年内因购买、修建或装修住房（必要的维修除外）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但因拆迁安置购买、修建住房并进行简单装修的除外）；
（三）有责任田（责任土）且有劳动能力但不耕种的（外出打工、经商而将责任田或责任土承包给他人的除外）；
（四）本人及家庭成员打牌赌博或进行与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不相符的娱乐和休闲消费的；
（五）家庭拥有非生活所必需的高档消费品，如手机、摩托车、空调及贵重饰品等的；
（六）家庭生活水平明显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七）吸毒、劳教及服刑人员；
（八）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因上述原因被终止享受低保待遇未满三个月的；
（九）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十条 申请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户口属地为原则，人户分离的，需人户一地后才能申报，但混合户口家庭（夫妻一方为农业户口，另一方为非农业户口）除外。
申请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中有子女因考入大中专院校而将户口迁至就读学校的，仍按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计算并享受原户籍所在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十一条 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应当以户主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户主在提交书面申请时，还应提供下列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
（一）户口簿及家庭成员居民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二）家庭成员收入状况证明；
（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家庭成员收入证明或赡养（扶养、抚养）协议等有关法律文书；
（四）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的，应提供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家庭成员中患有严重疾病的，应提供医院病历证明、疾病诊断证明书及医疗费用收据；
（六）土地（山林、水塘）承包或者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以及由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农业收入证明；
（七）其他必需的有关证明。
申请人要求有关部门、单位或组织出具收入等情况证明的，有关部门、单位或组织应如实提供。
第十二条 村（居）民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供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组织进行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进行民主评议，确定补差标准，指导经初审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填写《长沙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申请审批表》，张第一榜公示，并上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对村（居）民委员会上报的对象进行复查、审核，符合条件的，由村（居）民委员会张第二榜公示，同时上报区、县（市）民政局。
区、县（市）民政局对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上报的对象进行审批。村（居）民委员会对区、县（市）民政局的审批结果张第三榜公示，公示后无异议的，由区、县（市）民政局发给《长沙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并报市民政局备案。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从批准之日的下月起实行按月发放，委托长沙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代发。
第十三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实行随时申报、按季审批。村（居）民委员会和管理审批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人书面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审批手续。
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坚持民主评议和三榜公示制度。村（居）民委员会应成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民主评议小组，评议小组成员经民主推选产生，一般应为村组干部、党员代表以及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农村居民代表。村（居）民委员会应设立固定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公示栏。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年审制度。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下年度需继续保障的，应重新办理申请、审核、审批手续，但农村“三无人员”除外。对停止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区、县（市）民政部门应当及时收回《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主动告知村（居）民委员会或管理机关，并办理停发或调整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手续。
经审查确认为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审查部门应当通过村（居）民委员会书面通知申请人；凡停发保障金或变更保障金标准的，需经区、县（市）民政局审核、批准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书面通知保障对象，并说明理由，同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申请人或保障对象拒绝在送达通知书上签字或书面通知书无法送达的，审查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公示栏内公示告知。市民政局是我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工作的主管部门，按照市、区（县、市）民政局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实施规范化、公开化、动态化管理。各级民政、财政、监察、审计部门应加强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实行财政分级负担。在５％的保障规模以内，四县（市）农村“三无人员”保障资金全额和其他特困人员年人均补差在２４０元以内的部分，由市与县（市）财政按比例分担，超出部分由各县（市）财政自行负担。市与县（市）具体分担比例另行确定。五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各区财政自行负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不承担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措责任。
每年年底前，各区、县（市）民政部门在核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所需保障资金的基础上，向同级财政部门和上级民政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用款计划。市应承担的保障资金由市民政局根据各区、县（市）民政局上报的用款计经审核后报市财政局审定。市、区（县、市）财政部门应将审核后的保障资金用款计划列入财政预算。资金的拨付及管理参照长财社字〔２００３〕１９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从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包括市、区（县、市）民政局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或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家庭故意隐瞒收入或家庭实际经济状况，出具虚假证明，签署同意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
（二）对符合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家庭拒不签署同意意见的；
（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
第十六条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区、县（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农村特困户救助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长政办发〔２００３〕３４号）同时废止。
酒驾事件拷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行力
李钢
一段时间以来，因酒后驾驶造成的恶性交通事故不断发生，对于这类事故的报道也不断出现在网络、报纸等新闻媒体中，让人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酒后驾驶的严重危害与后果。
6月30日晚南京江宁一司机醉酒驾驶连撞９人，造成５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孕妇。
7月3日早晨7时左右，同样是在南京，驾驶人刘伟酒后驾驶一辆福克斯轿车，在玄武区太平门街由西向东行驶时冲上人行道，致使4名行人受伤，其中有3名中学生。
8月4日晚杭州一名29岁司机酒后驾驶黑色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将正在“爱心斑马线”上过马路的1６岁女孩马芳芳撞死。
8月5日18时左右，黑龙江鸡西市男子张喜军酒后驾驶路虎越野车冲进夜市人群，连续撞倒26人人，造成1人当场死亡，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7人住院治疗，3人留院观察。
这些事故惨不忍睹，触目惊心，让人再一次看到了车祸猛于虎的现实。一幕幕血的悲剧在酒精的刺激下“前撞后继”，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也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如何遏制酒后驾车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发势头，如何严厉惩治酒后驾驶等具有严重危害性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成了各界探讨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一直以来都把酒后驾驶（自然包括醉酒驾驶）行为作为严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之一进行管理和整治，但在近期社会极度关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酒后驾驶的查处率、处罚率都极低，处罚的力度严重偏低，这无疑是对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无形放纵，是执行力低下和管理缺失的表现，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尽管大家都知道酒后驾驶行为尤其是醉酒驾驶行为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但在侥幸心理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查处不力、处罚不严认知心态的支配下，铤而走险地迈出了酒后驾驶的罪恶步伐，迈出了藐视法律和轻视生命的罪恶步伐。在现实社会生活、个人素养和管理现状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当前酒后驾驶现象处于易发、高发的态势，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酒后驾驶道路交通事故系列案在吸引广大群众眼球和引发极大关注之余，也像一把重锤在拷问着我们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酒后驾驶等严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管控的执行力。“为什么对生命的敬畏一定要用生命来唤醒”，网民的声声质问与呐喊像一把把尖刀般重重地刺入我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肌体，它沉重地催促着我们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反思和整改，真正将对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管控落到实处，真正将“关爱生命”的口号变成行动。
首先，拷问制定正确决策的执行力。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酒后驾驶引发的严重道路交通事故并不是2009年才开始发生，也不是2009年才发生的特别多，通过各省区总队的事故统计数据就能知道，酒后驾驶一直都是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为什么以前没有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那是因为今年有了网络和媒体的广泛传播和评论，扩大了传播范围和力度，引发了公愤，我们的政府需要平息社会公愤，因此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给社会一个交代，因而就有了为期两个月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笔者认为这凸显了我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上层机关在严重违法行为的管控决策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弱执行性，为何在频频引发血案之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进行整治？难道我们的决心都需要以生命的付出和社会的公愤来鞭策？每年的事故数据统计为何没有进行认真分析？或者说分析后没有形成正确的决策？众多的“为什么”都在拷问着上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决策上的弱执行力。
其次，拷问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行力。其实，看看近几年我们公安部交管局的文件，就能知道部局并不是没有发现酒后驾驶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元凶。在多个文件中部局都明确将酒后驾驶作为一种严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并要求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严查。但我们可以查阅一下各省区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数据统计，却发现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被查处的起数少得可怜，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就更凤毛麟角了。难道是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原本就很少发生吗？还是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查处难度太大？酒后驾驶激起公愤，公安部在全国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严打”行动，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仅行动头两天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就查处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3167起，醉酒驾驶交通违法行为435起。相信这依然是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冰山一角，但就是两天取得的这一角却已让人惊讶。这些数据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很多，而且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并不难查处。因为此次“严打”行动我们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受到了来自党委、政府以及社会的压力，切实下了决心，切实用了真招。集中整治期间，公安部要求：一、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调集优势警力，针对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发区域和高发时段，高密度部署勤务，提高拦查频率，对有酒后驾驶嫌疑的车辆和驾驶员严格检查。二、对酒后驾驶的，要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从严处罚，坚决做到“四个一律”。三、公安民警对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不处罚、从轻处罚或者为酒后驾驶违法人说情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由此可知，之前我们的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民警在执行部局查处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指令时起码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没有安排足够的警力到路面对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二、没有将警力部署到酒楼、娱乐场所等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高发的区域进行查处，三、民警对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不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四、对查到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基于金钱交易、人情关等不正当目的给予放行或从轻处罚，给相对人打击不力、处罚不严、违法成本低的错误认知，助长了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人的嚣张气焰。如何提高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行力就是公安部亟需解决的课题。不解决这一问题，公安部的指令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好的决策就会在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中无功而返，公愤依然还会再次引发。
再者，拷问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民警实施监督和问责的执行力。酒后驾驶引发的血淋淋的惨案频频发生，媒体和社会关注的是提高对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强度和查处力度，而我们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关注的是如何迅速采取“严打”行动，平息民愤。但我们却没有见到公安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我们所倡导的问责制度哪里去了？早就下文要求各地严查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现在在你的辖区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酒后驾驶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这不是失职是什么？这难道不应该追究辖区执勤民警及领导的责任吗？没有问责机制的引入和实施怎么去督促下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民警去积极作为、去贯彻执行命令？一个没有完善和强有力的监督和问责机制的团队是不可能有强大的执行力的。
广西高速公路管理支队 李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