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 《海商法》中“提单持有人”的内涵限定与外延拓展
郑 梁
摘 要：“提单持有人”是海商法中基本的涉人概念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是连结海上货物运输法和国际货物买卖法这两大领域的枢纽。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对此规定并不明确，相关条文之间亦存在逻辑矛盾。本文试图运用比较分析和判例解读的方法，对我国《海商法》中的“提单持有人”及其内涵与外延作一相对清晰的界定。
关键词： 提单持有人； 认定要件；外延；判例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总是表现为将已经取得的理性知识的成果——概念、范畴、定律和原理系统化，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而“理性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形成概念范畴、并将概念范畴序列化、体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论和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笔者以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修正工作同样需要从规范和统一其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做起。以“提单持有人”这一概念为例，提单持有人/收货人作为提单债权关系中的两方当事人当无疑义，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恰恰对何谓提单持有人并无明确界定，进一步而言，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设立“提单持有人”概念亦有争议。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国外相关立法，结合近年国内的海商司法实践，试图对“提单持有人”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更加明确、合理的界定。
一、“提单持有人”概念的立法模式
现今各主要海运公约（草案）及世界各主要海运国家的海商法典对于“提单持有人”概念的界定方式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明确界定型，典型代表为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及2002年“CMI运输法草案”； 其二，间接规定型，如1994年《挪威海商法》及1999年《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 其三，无专门规定型，台湾地区1999年修订《海商法》 及目前海运领域的三大国际公约皆属此种类型
我国《海商法》亦未就“提单持有人”定义作专门规定，但在该法第71、78和95条中多处涉及提单持有人的权利义务的相关规定，第77条也间接提及这一概念，并直接导致与第78条间的逻辑矛盾，具体而言：
第77条：“除依照本法第75条的规定做出保留外，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签发的提单，是承运人已经按照提单所载状况收到货物或者货物已经装船的初步证据；承运人向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人提出的与提单所载状况不同的证据，不予承认。”
第78条：“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不承担在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亏舱费和其他与装货有关的费用，但是提单中明确载明上述费用由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承担的除外。”
从前述第77条的字面意思看，“收货人”显然被受让提单的“第三人”亦即“提单持有人”所涵盖，而从第78条措词看，立法者又把“收货人”同“提单持有人”并列处理，其间的矛盾之处显而易见。
二、 “提单持有人”的认定要件
如前所述，尽管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及2002年“CMI运输法草案”都对“提单持有人”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但又有明显的差异。
《Pomerene Bills of Lading ACT 1916 》Sec.80101.Definitions (4)：“’Holder’means a person having possession of, and a property right in, a bill of lading.”由此，为该法认定的“提单持有人”必须具备两个要件：其一，实际占有提单；其二，享有该提单的权利。但该法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何谓“有提单权利的人”，显然，我们无法要求承运人在凭单交货前先识别对方是否为“有提单权利的人”。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1992》5.Interpretation etc.(2) References in
this Act to the holder of a bill of lading are references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that is to say: (a) a person with possession of the bill who, by virtue of being the person identified in the bill, is the consignee of the goods to which the bill relates; (b) a person with possession of the bill as a result of the completion, by delivery of the bill, of any endorsement of the bill or, in the case of a bearer bill, of any other transfer of the bill; (c) a person with possession of the bill as a result of any transaction by virtue of which he would have become a holder falling within paragraph (a) or (b) above had not the transaction been effected at a time when possession of the bill no longer gave a right (as against the carrier) to possession of the goods to which the bill relates; and a person shall be regard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as having become the lawful holder of a bill of lading wherever he has become the holder of the bill in good faith.
从中我们不难归纳出英国法下提单持有人的认定要件：首先，实际占有提单；其次，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提单，具体包括：1、提单上注明 ；2、提单的背书或交付转让；3、提单善意取得。
2002年“CMI运输法草案”1.12规定：“‘持单人’系指以下人士：（a）暂时拥有可转让的运输单证或独家[检索]/[控制]可转让的电子记录，和（b）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一）如果该单证为订货单，而此人在其中被认定为托运人或收货人，或是该单证的适当背书人，或（二）如果该单证为空白背书订货单或无记名单证，而此人是这类单证的持有人，或（三）如果使用了可转让的电子记录，而此人根据第 2.4条能够证明其可[检索][控制]这种记录。”可见CMI运输法草案对“持有人”的认定标准相对较低，除了要求对单证或电子记录的“暂时拥有”（或“控制”）外，并没有明示此种“控制”是否必须“合法”。显然，这一规定流于宽泛，有碍于交易安全。
因此，有学者认为英国法的做法更值得借鉴，进而提出“提单持有人”是指占有提单并通过提单签发或提单的正当转让程序取得这种占有的人。” 依据这一定义，托运人和提单瑕疵转让中的善意持有人均被包括在内。对于后者，应无疑异，只是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更无提单善意取得的配套规定；同时，由于我国《海商法》第42条第3款对“托运人”所下定义的特殊性，导致学界围绕所谓“第二种托运人”的身份地位问题，以及在FOB贸易合同下，承运人到底应将提单签发给谁，即谁是FOB贸易合同下提单的“第一合法持有人”问题持续争论，此即当“托运人”自己持单向承运人主张权利时，如何界定其身份的问题。
三、 提单持有人的外延研究
作为提单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提单持有人”是一相对宽泛的概念，在不同情形下，托运人、收货人、货物所有权人和提单质押权人都有可能成为“持有提单的人”，但笔者以为，“持有提单的人”并不能与“提单持有人”划等号。
（一）托运人是否能成为提单持有人？
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明文规定“提单持有人”“不包括通过承运人签发提单而持有提单的人。” 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没有将托运人明文排除在外，但从该法第5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应该可以推导出在托运人同时也是记名指示提单的收货人时，属于“提单持有人”。同时，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运输法）对“运输法草案”1.12的解释，“持单人”可包括托运人、收货人和任何可能的中间持有人，同时还包括他们的代理人。我国《海商法》没有明文规定当托运人持有提单时是否也能称为“提单持有人”。从第78条的规定看，“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也即上述三者间构成通常所说的“提单法律关系”，显然有别于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托运人即使实际持有提单，其地位也与提单法律关系中的“提单持有人”不同，两者理应区别对待。 但问题在于，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第3款对“托运人”的定义，托运人包括“缔约托运人”和“交货托运人”，当承运人把提单签发给“交货托运人”比如FOB贸易合同下的卖方时，同一提单下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合法的托运人，而此时的“交货托运人”同时也可能是实际上持有提单的人，此时“交货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究竟是以运输合同为准还是以提单记载为准，不无疑问。
“交货托运人”事实上并未与承运人缔约，其与承运人之间的关系不受运输合同制约应无疑异；那么FOB贸易合同下持有提单的卖方是否理所当然地取得“提单持有人”的地位而将其与承运人间的关系置于提单规定之下呢？
《汉堡规则》首先对第二种托运人作出了规定，其目的在于“以法律的形式赋予FOB项下卖方把自己写入提单‘托运人’栏的权利，确定了其作为托运人的法律地位” 。一般认为，尽管我国《海商法》对第二种托运人的规定与《汉堡规则》略有出入，但立法意图应是相同的，即使FOB贸易合同下卖方被记载于‘托运人’栏的权利合法化。基于上述理解，笔者认为FOB贸易合同下卖方取得交货托运人资格的前提也应该是其名字被记载于提单“托运人”一栏，换言之，未被记载于提单上“托运人”一栏的卖方，无权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 然而在实务中却大量存在着尽管提单托运人栏记载为FOB合同买方,但承运人仍将提单签发给卖方的情形。由此很自然地产生另一个问题：当FOB合同下的卖方持有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的提单，且提单尚未流转出去时，该卖方的身份如何？
二、相关判例研究
我国早年的司法实践曾认为当FOB合同下的卖方持有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的提单，且提单尚未流转出去时，该卖方无权依据提单享有诉权。 显然，如此一来，对于FOB合同下的卖方而言，其处境非常被动。因此，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在此问题上已有了明显改变：
判例一、“厦门建发公司诉香港美通船务有限公司案”
厦门海事法院的判决肯定了FOB术语卖方具有“实际托运人”法律地位的观点。该案中原告作为FOB术语的卖方出运货物后，取得承运人签发的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收货人凭买方指示的提单。承运人在目的港没有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放给了买方。原告认为: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关于托运人的定义，托运人包括FOB术语将货物实际交给承运人的发货人。被告向原告签发了提单，证明被告承认原告的托运人法律地位。原告有权凭提单向被告主张权利。
该案经过一审和上诉，法院的判决均支持原告的观点。二审法院在介绍该案时，重点指出:该案涉及的买卖合同为FOB术语条件，原告作为货物卖方，虽然未记载为提单托运人，但其因实际交付货物，可以成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因为法律并没有将提单上的记载作为托运人成立的条件之一，所以是否在提单上记载并不影响卖方成为交货托运人。从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既然《海商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托运人的定义，应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两个条件之一的人就是托运人，“法律没有将在提单上的记载作为认定托运人地位的条件之一，因此应该认为是否在提单上记载并不影响一方成为托运人。反之，如果一方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仅在提单上被记名为托运人，这也并不能使他成为真正的托运人”。法院判决确认了FOB术语卖方为运输合同托运人。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违反了运输合同规定承运人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对此造成托运人的损失，作为托运人一方的FOB术语卖方当然有权提出索赔权。法院进一步认为:“我国《海商法》关于交付货物托运人的定义，正是考虑到了实际操作的情况，为了保护卖方的实际利益才做这样的规定。”
判例二、“浙江纺织集团公司诉长荣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案”
原告同案外人买方签订了FOB术语条件的货物出口合同，信用证方式付款。嗣后卖方依据合同通过货代公司向承运人订舱出运货物，支付了运费，并取得了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的正本海运提单。由于货物的出运超过了信用证规定的期限，浙江纺织公司托收货款，但无人赎单，全套贸易单证由银行退回。而承运人在涉案提单均未收回的情况下将货物放行，卖方凭提单诉承运人无单放货。
在该案中，被告(承运人)以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并不是卖方为由，主张卖方并不是运输合同中的托运人，卖方与承运人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初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被告的观点并不支持。法院认为:原告委托货代公司向作为被告的承运人交付货物，支付运费，并提出了缮制提单的具体要求，被告则完全按照原告的要求签发提单，将第三家国外公司记载为名义托运人，并从货代公司处收取了涉案运费。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事实上建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此法院判定原告即是缔约托运人，被告所主张的关于双方之间并无运输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并不支持。
三、对上述两案的评析
从表面上看，前述两案中法院最终都确认了卖方的托运人地位，但具体的判决理由和推导过程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就案一而言，法院完全没有考虑承运人向卖方签发提单的合法性问题，而是通过对现行法条的机械解释，将此时的卖方定位为托运人并进而赋予其诉权。按照这样思路，在同一运输合同下岂不是又同时出现了两个“托运人”？显然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此案的判决结果是值得商榷的。
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教学[201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近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35号），对做好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为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重要位置。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关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教育部门和高校要充分认识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作为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切实落实“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各高校要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把责任落实到院系、职能部门和有关工作人员。教育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和工作落实情况组织一次集中检查，逐项督促落实；加强分类指导，对就业率偏低的高校和专业，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保障本地本校毕业生就业水平不降低、有提高。
二、迅速制定配套政策和实施办法，帮助高校毕业生了解和用好政策。教育部门要主动协调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有关部门，抓紧制定贯彻落实国办发〔2013〕35号文件的配套政策和实施办法，落实好低保家庭毕业生求职补贴、创业培训补贴、在创业地享受自主创业政策扶持、校园招聘活动经费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等新政策及其他各项优惠政策。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开辟就业政策解读专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高校要在校园网及时转载国办发〔2013〕35号文件和政策解读稿，并通过就业网和各类新媒体大力宣传各项政策，特别是对涉及毕业生切身利益的内容进行重点宣传、重点解读，使每一位高校毕业生都理解政策、用足用好政策，充分发挥政策效力。
三、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大力拓宽就业渠道。省级教育部门要会同国资、工信、商务等部门联合举办招聘活动，积极开辟毕业生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智力密集型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就业的新渠道。全面实施好中央和地方各类基层就业项目，做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到村任职”等项目组织招募，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特岗计划试点，扎实推进免费师范生到中小学任教工作，扩大毕业生到海外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规模。要积极配合兵役部门，建立健全征集高校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的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高校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扩大科研项目吸纳高校毕业生规模，鼓励优秀高校毕业生作为科研助理或辅助人员参与项目实施。
四、以帮扶困难群体为重点，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教育部门和高校要主动联系用人单位，广泛收集需求信息，持续开展招聘活动，努力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岗位信息。要进一步发挥“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一体化系统”的优势，促进就业信息互通共享。要加强校园招聘活动监管，坚决杜绝用人单位发布歧视性招聘信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规范签约行为，任何高校不得将毕业证书发放与高校毕业生签约挂钩。要把解决好家庭经济困难、就业困难毕业生就业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特别是对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毕业年度内的高校毕业生，要落实好一次性求职补贴政策。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毕业生、残疾毕业生、女大学生、芦山地震灾区毕业生等群体的就业工作，通过发放求职补贴、专场招聘、重点推荐、“一对一”指导、兜底就业等方式，帮助尽早落实工作岗位。要加强职业指导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就业指导服务水平。
五、加强思想教育，进一步引导高校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教育部门和高校要认真组织毕业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4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和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团支部回信精神，深化“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与就业创业教育相结合，引导毕业生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需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主动到城乡基层、到中小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砥砺品质、增长才干、建功立业。进一步引导毕业生合理调整就业期望，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观念，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主动地就业。高校要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开展优秀毕业生回校作报告等教育活动。进一步做好毕业生离校前的思想教育和各项服务工作，确保毕业生安全文明离校。
六、深化教育改革，建立和完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长效机制。积极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双证书”制度，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技术技能人才。推进行业特色高校、新设本科高校、部分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着力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动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健全专业预警、退出和动态调整机制，及时调减持续就业率低的专业招生计划。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服务社会需求，提高培养质量。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推动大学生参与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就业创业和职业转换的能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勇于创业、敢闯敢干”的精神，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支持力度，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
教育部
2013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