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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中的证据要求

张芳胜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担负着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重要职责，对违法当事人享有行政处罚权。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要求，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证据确凿、处理适当、程序合法，以确保行政处罚的合法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在行政处罚案件中，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及行政处罚的合法性的核心是证据，由此可见，证据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现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中的证据的法定形式要求与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的“三性”要求进行探讨。
证据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中的基础，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及现行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证据必须合法，对不同的证据，法律要求各有不同。
一 、证据的形式要求
证据作为一种物，总以一定的形式存在，让人能以某种方式被认知与感受，获得一种印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中的证据同样具有物的属性，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有的是实物，有的是声音，有的是图像，有的是文字记载内容等等。人们通过对相关证据的审查认识，确定所证明的当事人的某种行为事实是否具有违法性，是否理应受到行政处罚，且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所作出的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作为能证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的证据，不同形式的证据，在法律上有法定的不同形式要求。
证据的形式要求是指证据以某种形式存在，必须符合特定的法律规定，是对证据外在表现的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种类很多，如现场检查笔录、对当事人的调查笔录、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书证资料、实物、视听资料等等，这些不同的证据其外在表现各不相同，法律上对其形式要求也不一样。
书证。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画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或其他物品。书证具有书面形式，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根据证据规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所取得的书证应是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证的原件；取得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提取的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调取的报表、图纸、会计帐册、专业技术资料、科技文献等书证的，应当附有说明材料；工商行政管理关行政处罚案件中的询问、陈述、谈话类笔录，应当有行政执法人员、被询问人、陈述人、谈话人签名或者盖章。如果国家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对书证的制作形式另有特殊规定的，应遵照相关规定。
物证。物证是以物质的存在、外部特征或属性证明案件情况的一种证据。物证多种多样，其基本的表现形式是物品和物质痕迹。它以物质的存在、外部特征和属性对案件起证明作用。它是客观实在物，从静态上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作为证据，所取得的物证应是原物。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者证明该物证的照片、录像等其他证据。原物可以分为种类物与特别物。原物为数量较多的种类物的，可提取其中的一部分。
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证人就自己知道的案件情况所作的陈述。证人证言证据在形式上要求，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注明出具日期；并附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
视听资料。视听资料是以录音、录像设备所反映的声像、计算机储存的资料以及其它科技设备与手段提供的信息，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视听资料作为证据，应当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同时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鉴定结论。鉴定结论是指委托具有鉴定资格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书面结论。鉴定结论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是鉴定人对案件中专门性问题提出的客观理性的意见，不是感性认识，是就案件中专门性问题发表的意见，而不解决法律上的适用问题。鉴定人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在形式上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并说明分析过程。
现场笔录。现场笔录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案人员人员在依法行使职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对有关的现场、物品进行调查所作的客观记录。现场笔录，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可由其他人签名。
涉外证据。涉外证据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内形成的证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说明来源，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证据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内形成的证据，应当具有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的证明手续。
二、证据的“三性”要求
行政诉讼法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由此可见，证据是指经过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根据的、具有法定形式的、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所有的有效证据，都应具备“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证据的客观性，即证据必须客观存在。证据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一种是被人们感知并存入记忆的事实。任何主观的东西，如主观臆想、分析、判断，都不能成为证据。
证据的关联性，即证据必须与案件有关联。所谓有关联，指证据必须与案件存在客观联系，并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证据的合法性，即证据必须由法定人员依法定程序收集或提供，并经查证属实。它强调证据必须由具有一定主体资格的法定人员收集或提供，并以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以法定形式表现出来的与案件有关联的事实。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行政处罚案件中，结合证据的“三性”要求，对所调查取得的相关证据进行审查，使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将所处理的行政处罚案件办成铁案。
对证据关联性的审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案人员对所有取得的证据必须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主要审查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特别注意的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及在行政处罚过程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有效证据。在鉴定结论中，因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或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或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的，亦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予以使用。
对证据的客观性审查，即对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在审查证据时，要注意证据形成的原因，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及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综合认定证据所证明内容的是否具有真实性。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通过对所有取得的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对于不符合法定形式要求的证据能予补正的，予以补正，不能补正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对案件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此类证据予以摒弃。对于违反法定程序以及侵害他人权益方式取得的证据，如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等，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
总之，作为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的证据，不仅形式上要符合法定要求，而且其来源要合法，与案件与关联性，内容客观真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有遵守法律上对证据的规定要求，按证据规则办案，才能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执法权，树立工商行政管理执法权威。
从李达昌的被捕看“知易行难”的又一诠释

杨涛


1月17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经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同意，省十届人大代表、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已被四川省检察院逮捕。这是2005年中国涉案的第一高官。（《每日经济新闻》1月18日）
据悉，李达昌是因为挪用财政部1亿元专项拨款造成巨大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罪被四川省检察院逮捕的。2003年，在李达昌的一再要求下，他从副省长位置上退下，回到西南财大当上了经济学院和财政税务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他的这一举动为官员“退出机制”做了有益的尝试，笔者当时为他这一举动叫好，而且至今认为他当年的这一举动到现在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李达昌在退出官场后还是栽倒了，实在是令人可惜。按理说，作为一名学者出身的高官，作为一名经常在课堂上教书育人的博士生导师，要慎用权力，不能滥用权力的道理不可不知。不少学者在从政前还专门研究过腐败形成的机理和对策，在各种场合抨击腐败现象，为人所景仰，然而何以一踏入官场，就很快变质、变色，成为了自己曾不齿的一类人行列之中。李达昌是这样，曾是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沈阳市法院副院长的焦玫瑰也是如此。
盖因“知易行难”。其实，不能贪污、不能受贿、不能滥用权力等等道理贪官们都　懂，他们知道的法律并非是他们被捕后所感叹的“平时没有学习法律的缘故”那样少。因此，学者们可能学问做的深一些，懂得的道理多一点，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身临其境时，比其他非学者出身的官员有更多的免疫力，知道的并非都能做得到，尤其是当人面临诱惑的时候，要做的与说的一样好，其实是很难呀！
人性有善有恶，学者在学校这种相对清静的地方，远离名利场，人性中善的一面能得到更多的张扬，所以，我们看到学者太多道德高尚、愤世嫉俗、忧国忧民；而官场实在是个大染缸，名利滚滚，每个人那怕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一旦进入，如果不能好好把持自己，自己所掌有的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人性中恶的一面便可能充分暴露和萌动，身不由已地卷入腐败和滥用权力的暗流。其实，进入官场的学者官员与其他从体制内一步步上升的官员相比，差别并不在于懂得关于廉洁的法律知识的多寡，而在于学者没有一些边腐边升的官员背负着“原罪”，更能轻松开展工作，此外学者官员在道德自律上可能更强一些，但是，如果外界的“糖衣炮弹”火力太猛而权力又缺乏监督与制约的话，无论是没有“原罪”也好还是道德自律更强也罢都是很难抵御这一火力。
如今，各地普遍兴起了从高校选拔学者进入政府和司法机关任要职的潮流。的确，学者有着渊博的知识，也通常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他们从政能给官场带来一股清新气息。但是，如果我们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还不完善，特别是认为学者有渊博的知识、较高的道德修养可以更加放心更不需要监督与制约的话，那等于将学者往火坑里推。因此，我也想奉劝准备步入官场的学者，是否做好了充分的抵御“糖衣炮弹”和权贵压力的准备，如果没有，那最好还是呆在菁菁校园，“学而优也不仕”，因为也许只有校园才有益于你们的学问增长和人格的培养，在这里你们也能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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