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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政府


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衢州市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的通知

衢政发〔2009〕6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衢州市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衢州市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保护农村公路路产、路权，保障农村公路完好畅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环境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浙江省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浙江省政府令第248号）和《浙江省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方案》（浙政办发〔2008〕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的养护与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是指列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公路建设规划，按照国家、省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修建，经交通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县道、乡道和村道。
县道：是指连接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与所辖行政区域内主要乡级人民政府所在地、主要旅游景点、主要商品生产和集散地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道和省道的县际间、连接国道和省道的重要公路。
乡道：是指不属于县道以上的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通往所辖行政区域内乡（镇）的公路，乡（镇）际间、乡（镇）与外部连接的公路以及具有重要联网功能的乡（镇）通往行政村的公路。
村道：是指不属于乡道以上的乡（镇）通往行政村、行政村之间以及行政村与外部连接的公路。
县道、乡道、村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命名和编号。

第二章 养护与管理体制

第四条 市政府负责统筹、协调和监督全市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是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辖区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有关规定，检查并督促所属部门和乡级人民政府贯彻执行；
（二）负责筹措和落实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资金，将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三）规定所属部门以及乡级人民政府在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并实行年度工作考核；
（四）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应急预案及时处置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保障农村公路畅通。
乡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县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做好农村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工作。
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做好农村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农村公路的行业管理工作，将农村公路纳入路网统一管理范畴，按照科学高效的原则，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的协调、监督、管理、考核机制，逐步实现有路必养的目标。其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工作。
市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编制下达全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发展规划，会同县级人民政府审批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发展规划，审核、汇总、上报本辖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年度预算计划，监督检查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监管养护资金使用情况。
县级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并组织实施辖区内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以及包括路面大中修、危桥改造、安保工程、危险上边坡处治等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实施发展规划，会同县级财政部门编制、上报辖区内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年度计划，监督检查辖区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资金使用、养护市场及养护质量等情况；提供管理养护技术培训和指导，指导并监督乡、村两级做好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审计、劳动保障、人事、公安、国土资源、农业、林业、建设、水利、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县道养护管理由县（市、区）公路管理机构直接负责，乡道、村道养护管理由乡（镇）人民政府直接负责。

第三章 养护资金的筹集与使用

第八条 各级政府和村级组织应当积极筹措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按照“县乡自筹、省市补助”原则，建立由财政一般预算拨款（投入）和其他资金共同组成的多渠道的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筹措机制。
第九条 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资金由省补资金和其他资金组成，用于农村公路的大中修工程，纳入部门年度预算安排。
龙游、江山、常山、开化4县（市）养护工程资金除省补资金外，养护工程项目预算与省补资金差额部分由县（市）地方财政配套解决。
柯城区、衢江区养护工程资金除省补资金外，市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养护工程项目预算与省、市补助资金差额部分由区财政配套解决。
第十条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资金由省补资金和其他资金组成。
龙游、江山、常山、开化4县（市）财政投入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的资金不得低于省定相关标准。
柯城区、衢江区的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的资金除省补资金外,由区财政给予安排，市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乡级财政应当按照省定相关标准安排乡道、村道的日常养护资金。
第十一条 村道养护如需村出资、投劳的，应当采用“一事一议”的方法依法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委员会决定。
第十二条 市、县级公路管理机构用于农村公路管理的日常经费由省专项安排，乡级人民政府用于乡道、村道管理的日常管理经费由乡级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第十三条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实行预算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国家审计和财政、交通部门的监督管理。
县级政府根据省计划安排的补助资金和本地配套资金，统筹安排当年的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计划由县级交通主管部门制订，市级交通主管部门审批，报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实行项目预算管理制度和基金制度，具体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资金由相应的财政部门拨付县级交通部门。县级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资金专户，按照养护计划用于辖区内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
乡级人民政府和村级组织应当建立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管理制度，确保养护资金的专款专用。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平调和挪用农村公路养护资金。

第四章 养护管理

第十四条 农村公路应当保持路基稳定、路面平整、路肩整洁、排水畅通、构造物和沿线各类设施完好。对桥梁、隧道、急弯、陡坡或者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应当按照国家标准逐步设置标志标线和安全防护设施。
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农村公路交通中断或者严重损坏时，县级人民政府及其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抢修，尽快恢复通行。
第十五条 农村公路养护分为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和日常养护应当按照国家、省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和质量评定标准组织实施。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农村公路不得交付使用，不得列入养护计划。
第十六条 农村公路的养护工程及县道日常养护由县级公路管理机构组织实施，通过招投标等方式择优选择专业养护单位实施养护作业。
乡道日常养护由乡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村道日常养护由乡级人民政府和村级组织共同组织实施。乡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采取委托养护、个人（农户）分段承包等灵活多样的养护方式，但应当避免个人承包里程过长或过短。
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和乡级人民政府应当与养护作业单位或者个人（农户）签订养护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相关责任，应当规定相关从业人员必须参加人身伤害保险。乡级人民政府与养护作业单位、个人签订的养护合同，应当报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七条 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应建立“标准明确、企业自检、社会监理、政府监督”的质量监督体系，确保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质量。
第十八条 县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公路管理机构和乡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农村公路养护特点，建立养护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督促养护单位和养护人员严格执行养护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第十九条 农村公路养护作业时，应当遵守下列安全规定：
（一）在作业区间或施工路段两端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并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与警示标志；
（二）公路养护作业人员应当穿着规范的安全标志服；
（三）养护作业车辆、机械设备应当设置明显的作业标志；
（四）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作业的，现场应当设置醒目警示信号；
（五）养护作业完毕后，应当及时清除遗留物；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养护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第二十条 农村公路养护作业期间，应当保障车辆通行的基本条件和安全，不得因养护作业而随意封道，中断交通。确因养护作业需要封道，中断交通12小时以上的，除紧急情况外，应当提前5日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一条 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和村级组织应当为农村公路养护提供便利条件，划定取砂、取石、取土、取水等料场，保证农村公路养护需要。
第二十二条 农村公路养护作业应加强对沿线生态环境的保护，减少水土流失和植被破坏，养护废弃物应当及时收集清理。
第二十三条 农村公路的绿化由县级交通主管部门统筹规划，各管养责任单位分别组织实施。农村公路用地范围内的树木不得擅自砍伐，确需更新砍伐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完成更新补种任务。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农村公路养护资料档案数据库；乡级人民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村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有关资料档案的统计上报工作。

第五章 路政管理

第二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做好农村公路路政管理工作，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
第二十六条 坚持公路管理机构专业管理和乡级人民政府、村级组织协助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农村公路路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县级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县道、乡道的公路路政管理工作，其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县道、乡道的公路路政管理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和村级组织负责村道的路产路权保护，应当选配人员协助做好路政管理，接受县级公路管理机构指导。
第二十七条 农村公路的路政管理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浙江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各级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制订和完善农村公路路政管理的规章制度，乡级人民政府、村级组织应当制订相应协管制度，共同做好辖区内农村公路路政管理工作。

第六章 法律责任与考核

第二十九条 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公路管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人民政府或者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履行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职责的；
（二）因监督管理不力，造成农村公路较大损坏或者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
（三）养护作业单位的选择未依法进行招投标的；
（四）截留、挤占、平调、挪用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
（五）强令村出资、投劳，增加农民负担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农村公路、公路用地以及公路附属设施造成损坏或者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应当认真履行职责，采取有力措施，依法做好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工作，并将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工作纳入政府年度工作考核目标。
县级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检查考核制度，加强对辖区内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检查督促，对年度计划执行、资金的筹措使用、养护质量、公路桥隧安全设施维护、水毁抢险等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和评定，确保农村公路管养工作正常有序。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是指农村公路的大修和中修工程；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是指农村公路的小修、保洁、绿化管护、附属设施维护等。
第三十三条 各县（市、区）可以根据本办法制订具体的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和监督、检查、考核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衢州市交通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纵向差序格局
——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

贺胤应

【摘 要】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法治建设的差异性，文章称之为“差序格局”。其分为纵的方向和横的方向两方面。作为基础性的阶段思考，本文着重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探讨了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认为人口的文化素质、大众媒介、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是形成这种差序格局的文化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法治 差序格局 人口的文化素质 大众媒介

一、提出问题

考察中国二十多年法律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这二十多年，历经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过程。
1978年，中国开始了法制的重建。当时，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社会主义法制发表讲话时曾明确指出，中国需要一大批具有权威、真正得到执行的法律。此后，中国进入了所谓的“立法爆炸”时期，大量的法律、法规、条例被制定。到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改革和建设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立法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法律部门。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法制”，可以称为“法制国家”。[1]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及与时俱进的务实精神的正确指引下，党的十五大上，中共中央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随后将其写进了宪法。这标志着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中国适时地开始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迈进。
从“法制”到“法治”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法制与法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互相替代，但关系密切。法制是法律制度，是人们活动的规范或秩序系统；法治以法制为基础，没有法制的法治是不存在的，但是有法制却未必有法治。法制强调实存的规范、秩序；法治则是对法制的价值要求，它要求法制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同时要求法制在程序上、形式上也应当是公正的，例如明确性、平等性、公平性等。[2] 由此可见，实现“法制”易，要“法治”则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的转型时期，法治建设刚刚开始步入轨道，千头万绪交织其中，“依法治国”虽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被确立，但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含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发展的方向还没有完全的清晰和明确，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治建设也一样，“法治形成，是一个社会过程，它需要的是一个时间区间，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点”。[3] 通往法治国家的道路注定漫长而艰难，充满了危险、失误和幻想。[4] 鉴于此，笔者认同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对法治的感受存在于对法治的追求过程当中，它好比绝对真理一样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地实现，但是我们总是在无限地接近它，并且与此同时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相对法治。”[5]
进而，我在思考中国的法治建设时，发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法治建设的差异性，为便于研究，我将这种差异性称之为“差序格局”。[6]这种差序格局可分为纵的方向和横的方向两方面。纵向的差序格局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横向的差序格局是指港澳台地区、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也会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形成这种差序格局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作为基础性的阶段性思考，同时为将问题说透彻，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谈一谈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

二、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之划分。[7]

从研究法治建设进程中之差异性的角度出发，参考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设置，我从纵向的角度划分出三片区域来：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
在传统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路径里，从纵的方向一般分为城市和农村，简称“城乡”。这种划分源于城市和农村存在的巨大差别，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我看来，这种划分是粗糙的。它抹杀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显著而重要的区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虽同为城市，但在市民素养、居民收入、城市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足以影响到我们社会的进步、法治的建设。其次，至2001年底，全国地级区划数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县级区划数2053个，其中县级市293个；地县级市658个，市辖区808个。[8]依据本文下面谈到大城市的划分方法，减去34个省级行政区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余下的皆为中小城市，可见中小城市数量之多。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得“善待”中小城市。
本文所指的大城市，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包括两类。一是省级行政区划的直辖市；一是各个省会城市。这两类城市具有如下特点：人口已远远超过百万，有的甚至已经超过千万；是一个省级行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的甚至还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早实现四个现代化，且已经成为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标。
本文所称的中小城市，也包括两类。一是中等城市，一是小城市。中等城市在行政级别上来说，为地厅级；中等城市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市辖区，但所辖区的规模都不大，城市规模上远小于省会城市。小城市主要包括不设区的市的城区，县城的城区等，行政级别为县级区划，规模仅一个城区而已，住着密度相对较高的人口。之所以将两者放在一起，合称“中小城市”，是因为，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在城市规模上相差不大，许多中等城市都是由小城市升格而成，在市民素养、居民收入、城市文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同构性，差异较小。
小城市、县与大城市、中等城市在行政上有隶属关系，因此，本文所指的市辖区一般都归属于大城市、中等城市的范围；非市辖区的县级城市和小县城都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以陕西省的西安市、咸阳市、韩城市为例。雁塔区、新城区归属于西安这个大城市的范围，而周至、户县等县的城区则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咸阳是中等城市，秦都区、渭城区等属于咸阳这个中等城市的范围，其它的县的城区则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韩城市属于县级市，自然也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
除城市以外的地区，都是本文所指的“农村地区”。
为便于观察，制图如下：
农村地区
城区X
市辖区A、B、C…
城区Y







三、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试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

郝铁川教授在《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中认为，现代法治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的支持，偏激一点说“愚昧无法治”。[9]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将法治视为与文化素质水平有着前后相承的时间关系，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被认为是外生于法治的异物并且是先于法治的，于是借口文化素质水平的先行来否定法治或借口文化素质水平的落后来拖延法治进程就会成为逻辑与实践的高概率发展方向，法治有可能在文化素质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存在。进而认为，文化素质的高低并不是影响法治秩序的决定性因素，相反，法治秩序可以通过合理设置制度结构来引导帮助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10]对于这种建设性意见，我是认同的，并且认为郝铁川教授文中的“社会文化水平的制约”部分仅谈“人口的文化素质”是较为狭窄的。社会文化水平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是一个人口文化素质所能涵盖。本部分拟从人口的文化素质、大众媒介、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三方面探讨此问题。

（一） 人口的文化素质

郝铁川教授在《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中，详谈了领导层（掌握不同决策权力的人口，即政策、法律的实际创意者、决策者）、执行层（在各级政府、团体中具体贯彻、实施政策和法律的工作人员的人口）、承受层（社会一般大众人口）的人口的文化素质，这种分类模型颇值借鉴。本文拟借用这种分类模型探讨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内人口的文化素质。
在大城市，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高。这种“高”表现在具有很高的学历，大多都是大专以上学历。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则存在分化现象。既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口，如公私企业的白领及以上阶层、事业单位里的高级雇员等；也有低文化素质的人口，如由村民转化为市民的人口、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口、常年在城市打工并已经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这几类人口的文化素质较前一类人口的文化素质要低，但大多也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次之。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与大城市没有多大差距，也存在一定的分化，分化的类型也与大城市相似。
农村地区的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低。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种状况，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必须到基层去锻炼两年等。本来就是城市人口或已经完全“城市化”的大学生之所以到农村地区去，很大程度上是想赚取一种“政治资本”，他们在农村不会干长久，时间到了，最终还是要回到城市去。农村地区的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低，大多数农民最高学历都是初中，稍高一点的学历（中专、高中）的农民大多都会想法设法跳出“农门”，到城市去谋一份职业，创一番天地。
人口的文化素质之高低主要是以学历作为衡量标准，可以说明的问题是，对于当代日益专门化、复杂化的法律的执行，大城市效率最高，中小城市次之，农村地区最小。想使法律在农村地区得到较为理想的实施、执行，就得靠农村地区的干部（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的“解说”了。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地区的干部在这里充当了一个法律实施的“转化器”。由于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就存在问题，在实施、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出入。既有可能借国家名义进行“权力寻租”，也有可能加重农民负担，还有可能保护国家的利益等。实施、执行法律的过程所形成的知识不仅是地方性的，而且是非常个人化的，是难登大雅之堂、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因此也是不值得大规模生产即进入书本的知识。[11]但当事人双方“心知肚明”，最终形成的书面文件却是符合既定法律形式的。
人口的文化素质之高低不能完全说明的问题是，农村的人就一定比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人不遵守法律（殊不知，许多贪污案、玩忽职守的大案都发生在城市；殊不知，“包二奶”往往是学历高的城市人所为）。但受过高学历教育的人口一般都接受过比较正式的法律教育（如非法律院校的《法律基础课》），而其他的人口则不具有这种教育经历。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口的文化素质的差异必然会使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之间的法治建设呈现一定的差异性。

（二）大众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