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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解协议中执行担保人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执行和而不解的有效路径选择


【导论】
“执行和解”，是指在法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经过自愿协商，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一项活动。由于我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以和为贵”理念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而执行和解的本义正是这种“和为贵”思想理念的现代真实写照，在大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崇尚公正的今天，大力推行执行和解制度有利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司法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执行和解”在我国实施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沉淀基础，而且也是当今时代的需要，因此，能够完全被双方当事人所接受，成为我国司法实践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在执行的司法实践中，“执行和解”制度也并不像人民想象的那样完美，甚至受到了有些专家与学者的诟病，原因是执行和而不解的现象非常严重，执行和而不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在此只就完善和而不解的现象做一路径选择——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执行担保人法律责任问题做一研究，希望能够有些缓解和而不解的现象的发生，望与各位同仁共同探讨学习。

一、执行和而不解的原因探讨

笔者认为执行和而不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法院内部出现的片面强调执结率，只重视案结，而不重视事了，从而忽视了执行和解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二是部分被执行人为了拖延时间，规避法律执行，主动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因为在执行和解期间不会恢复法律文书的执行，因此被执行人在协议之日到协议规定的履行之日期间转移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法院在这一时间段内无法采取强制措施，而在恢复执行时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三是执行和解协议没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法律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当事人没有相应的惩罚性规定。

现行法律仅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没有任何对被执行人惩罚性的措施，故导致部分被执行人无视法律的权威，钻法律的“空子”，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从而导致案结事不了，不断造成新的积案出现。【1】针对以上出现执行和而不解的原因已有许多专家与学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笔者在此只就执行和解协议中完善执行担保人的相关责任作一具体研究。

二、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执行担保人的法律地位现状分析

担保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之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是司空见惯，但由于我国关于担保行为的立法起步很晚，我国在1995年才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关于担保的立法《担保法》，关于执行担保法律规定的更是少之又少，只有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中有所涉及：“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而在执行和解协议中对执行担保人的法律地位却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只是在司法实践当中，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有许多申请执行人出于对执行和解风险的考虑而选择执行担保的方式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

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二百零八条的规定：“……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 这一法条本身并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原因是如果被执行人能够提供担保财产的话，就不会出现执行不到位，而跟申请人去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至于在执行和解协议中对执行担保人的法律地位更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只能借鉴《担保法》与《物权法》的相关担保原理来研究在执行和解协议中对执行担保人的法律地位及责任问题。

三、执行担保概述及构成要件

在我国传统的民法理论上，担保可分为人保（保证人不是以确定的财产作担保，而是以信誉承诺会承担责任）和物保（债务人或其他人用确定的财产向他人提供担保，保证履行义务）两类，【2】同样我们可以借鉴民法基本理论将执行担保分为人保与物保两类，从我国《民事诉讼法》二百零八条的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这是关于执行担保的法律规定，它表明了执行担保要经过法院的同意。根据我国《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第三人作为保证人可以是直接在主合同上签字或捺印，也可以与债权人单独签订保证合同。

同样执行担保也应当如此，但是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9条的规定：“执行担保可以由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担保，也可以由第三人出面作担保，以财产作担保的，应提交担保书；由第三人提供担保的，应当提交担保书。”从这一条规定可以看出，执中的担保是向人民法院提供的担保，无论是第三人出面担保还是财产担保，必须要有单独的担保书，这就排除了保证了在执行和解中签字或捺印而成立担保的形式。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中担保条款不具有执行担保效力。

四、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执行担保人法律责任承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因此，如果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履行完毕，就已经达到了案结事了的目的，被执行人的也不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就不存在执行担保人还要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这也不是笔者要研究此问题的情况。笔者要研究的是如果存在执行担保且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但是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的情况下，执行担保人责任承担的情况，法律对此并没有规定。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执行和解协议且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能是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根据我国《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由此，原来的执行和解协议已经失去法律效力，因此担保人就没有了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照此推理，执行担保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因此，笔者觉得要克服上述的执行困境，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可以借鉴担保的有关原理及法律规定，但是应当有所区别。虽然我国《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同时，我国《担保法》第五条的也有例外规定“……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因此，可以利用这一条，为执行和解协议中被执行人没有履行法律义务，但是担保合同仍然有效提供法律依据。在此种情况下，被执行人没有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可以追究执行担保人相关的法律责任。

其次 ，笔者建议赋予执行担保人与被执行人同样的法律地位，对在执行和解协议中，要确定保证人与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地位一致，保证人向人民法院担保的是被执行人履行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如保证人拒不履行保证义务，当然

可以追究其拒不履法律生效判决的法律责任。加大对其的的惩罚力度，建议出台相关司法解释。除情势变更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外，对被执行人与执行担保人故意利用和解手段拖延时间、逃避债务、拒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等行为，要及时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制裁措施，情节严重的，可以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再次，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笔者建议可以这样规定：在立法上赋予申请执行人在对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有选择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还是继续执行和解协议的权利；如果申请执行人选择继续执行和解协议，那么对于执行和解中的担保也应赋予与执行担保同样的法律效力，即被执行人如果未履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法院裁定强制执行和解协议中担保人的财产，以实现担保人对其在和解协议中所承诺的担保责任。这样才能有效防止缺乏诚信的被执行人拖延执行甚至实施执行欺诈，同时也能有效促使和解协议中的被执行人和担保人全面履行义务，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

第四，加强对执行和解案件的监督力度，特别是要加强对执行和解协议的释明力度，充分告知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执行担保人的责任风险责任意识。同时，要引导当事人牢固树立诚信意识和履约意识，明确告知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后的风险责任归属。特别是要告知执行担保人要加强对被执行人的监督力度，切实要求其督促被执行人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否则其也会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同时，执行人员应严格遵守最高法院的《执行规定》，只有在执行和解协议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案件执行才算结案，避免出现片面追求和解率的情况。进一步完善对执行法官的考核制度，促使执行法官既要执行和解率，又要实际履行率。【3】

最后，教育执行担保人要有诚实守信意识，目前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严重影响法院的执行。因此，笔者建议法院系统应当建立自己的征信系统，把执行担保人如果不履行法律确定的义务，也记录到征信系统当中。不断通过宣传教育使当事人双方都能够按照这一原则进行民商事活动，这样就可以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与损失。【4】


【参考文献】

【1】窦金虎：《执行“和而不解”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载中国法院网

修改后民诉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它是对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一大突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确立多元化的原告主体

此次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条件，把原告主体确立为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两种类型。

对“法律规定的机关”的理解。一是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是目前唯一法定的原告主体。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赋予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因此成为第一个拥有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机关。二是其他机关的原告资格必须获得法律的直接规定。根据民事公益案件的类型，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范围相对应、承担相应监管职责的行政职能部门应当有权成为该类案件的原告主体，如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药品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可享有原告资格;损害国有资产的案件，赋有监管国有资产职责的部门可享有原告资格。当然，这些机关的原告主体资格需要得到相关法律的确认。三是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有待法律明确。目前，就“法律规定的机关”是否包含检察机关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认为，修改后民诉法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对民事法律监督权的方式和范围予以拓展。在民事领域，检察机关可基于法律监督权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制裁和制止，可依据修改后民诉法第208条规定对生效的裁判和调解书提出检察建议和抗诉，至于是否以原告身份来制止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延伸至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内，还需要得到法律的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对“有关组织”的理解。从有关团体修改为有关组织，主要基于组织的外延显然比团体的要大，组织包括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种类型，哪些组织能真正成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可区别对待:第一，带有准官方性质、行使部分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可以基于其相应的职能成为原告主体，如消费者协会。第二，无行使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根据不同社会团体登记的章程、宗旨及业务范围的不同，可以认为人民群众团体、学术研究团体基本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的社会公益团体依据其登记的业务范围则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如民间环保组织。第三，民办非企业单位尽管具有非营利性的属性，但它是以从事社会服务为基本宗旨、以依法收取合理的费用为来源、以主要发展教科文卫体事业为目的的组织，一般不能成为原告主体，个别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范围与民事公益诉讼所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范围相同或近似的，可以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第四，基金会的宗旨是通过无偿的资助，促进社会的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救助等公益性事业的发展，典型的以钱行善的组织，一般不具备成为原告主体的条件，但其可以资助其他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二、构建“发展式”的案件类型

基于公共利益内涵不确定性、外延不断发展的特质，修改后民诉法对于哪些可以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或者说确立哪些案件类型采取了列举加兜底式的构架，在确立两种具体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类型的同时，又以兜底形式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和案件类型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是一种“发展式”的规定，比较契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从列举的法定两种具体的案件类型来看，污染环境案件已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公益诉讼类型。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污染环境行为激增与大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之间矛盾对立的加大，提起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数量也大量增加。准确定性污染环境案件，必须准确把握污染环境行为的内涵和外延，厘清几重关系:第一，污染环境行为并不是一个狭隘的、纯粹的污染行为，它既可以是一种污染行为，也可以是一种破坏行为，或者是污染和破坏行为的重叠;既可能是人为因素，也可以是人为、自然双重作用的结果;第二，污染环境的种类多样，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光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种种;第三，破坏环境行为既包括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还包括对融入自然环境并成为自然环境组成部分的历史人文资源的破坏，如名山上历代修建的寺庙;第四，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危害既可以是已经造成的损害，也可以是潜在的危险。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则成为近年兴起的另一种公益诉讼案件。这类案件往往因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而生，以行政干预、独享资源等形式而破坏市场秩序，从而最终侵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在出现一般商业行为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的趋势。

除了列举的两种具体案件类型，哪些可以成为发展式的案件类型，就目前司法实践情况而言，至少可以考虑以下两类:一是侵害国有资产案件。侵害国有资产现象已成为一大突出社会问题。对于用各种手段将国有产权、国有资产权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有收益转化成非国有产权、非国有资产权益和非国有收益等诸多侵害国有资产案件，应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二是严重违背社会道德、损害公序良俗的民事案件。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因此，一些民事行为，形式上侵害个体利益，实质上还损害了公序良俗，破坏了社会公德，对这类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民事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保护良好的社会道德和维护良好的公序风俗符合民法基本原则。

三、检察机关的定位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我国检察机关还不能直接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担负制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监督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推进中不发挥作用，检察机关可以充分利用自身职能，发挥所积累的民事公益诉讼经验，帮助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当好原告。

一是提供线索来源。检察机关既可以接受社会举报和控告的线索来源，也可能在自身履职过程中发现案件线索，检察机关可以为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提供有益的案件线索。

二是移交证据。检察机关自身履职过程中自行发现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等手段形成的证据，可以移交给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作为其提起公益诉讼的证据和依据，但检察机关不能应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的请求而帮助其固定证据。

三是督促起诉，对于负有监管职责的机关发现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后，不积极、不主动地履行监管职责，检察机关可以基于法律监督者的职责督促有关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四是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或调解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应依职权主动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不受当事人是否申诉的约束。

(作者为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