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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报与"三维"公司的一场”彩虹战”

--------报社的一篇批评报道引发的名誉侵权案

来源于：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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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报社因批评一起虚假广告侵害消费者利益而引起的名誉侵权纠纷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5 年11月15日所作的（2005）海民初字第19849号民事判决而提出了上诉。今年02月10日上午9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中国工商报社与北京三维天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即被批评者，以下简称“三维公司”）名誉侵权纠纷案件。受委托人中国工商报社的指定和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的指派，笔者与助理李艳娜律师作为中国工商报社二审特别授权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这一天的公开审理活动。

缘起一篇批评报道

2005年8月3日，《中国工商报》大潮周刊第3版报道了该报记者周萍撰写的批评文章《拉“彩虹工程”虎皮 树“月利10万”大旗，北京三维天然数码公司涉嫌商业欺诈被立案》（以下简称《拉文》）。
2005年7月，江苏的消费者季某以书面形式向中国工商报社投诉北京三维天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公司）打着团中央‘彩虹工程’旗号，在《参考消息》、《扬子晚报》等全国多家权威媒体上广泛发布违法广告，称“月利十万，谁敢谁赚；月利十万不是梦；年利百万不是梦；下岗工人温有福、持岗教师孙旭东、粮油小贩古月强，连续两年月利数万的事迹，已经产生了12个百万富翁；……”。根据消费者的举报材料，报社专门指派记者到被举报人三维公司的所在地进行了实地采访调查。
2004年5月28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对三维公司的违法广告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因北京三维天然码公司在宣传品上刊登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照片进行广告宣传，决定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停止该公司广告印刷品的广告宣传，没收广告宣传费并处以相应罚款。”
2005年6月16日，团中央信访办公室出具证明：“经查，全国青年‘彩虹工程’没有与北京三维天然码公司签订合同，也不存在团中央彩虹工程的机构，其彩虹工程组委会不是法人机构，无法签订合同。他们的证书和广告应属打着团中央‘彩虹工程’旗号的虚假广告。”

2005年6月21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针对消费者季某的投诉作出了书面答复：“我局在收到你的投诉材料后，及时将你的投诉材料转到海淀、西城工商分局广告监督管理科办理。海淀分局广告科在收到材料后，认真分析了案情，对三维公司发布涉嫌违法广告的行为进行立案。西城工商分局广告科对《参考消息》发布此广告的行为正在调查处理中。”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出具证明：“经查：我局于2005年6月14日接到市工商局广告处（2005）第372号案件转办函，要求对北京三维天然码公司发布涉嫌违法广告依法调查核实、处理，我局已于2005年6月17日对该公司发布涉嫌违法广告进行立案调查。”在前述调查采访材料的基础上，中国工商报公开发表了《拉文》。

一审法院的判决难以自圆其说

三维公司看到《拉文》后认为，报社刊发的该报道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在社会中广为传播，极大损害了公司的形象和正常经营，已构成对公司名誉权的侵犯，要求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十万元。2005年8月16日，海淀区法院正式受理三维公司诉中国工商报社侵犯名誉权纠纷一案。同年10月28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一案件。一审法院在民事判决书第4页至第5页查明认定的事实是：原告曾先后于参考消息等媒体发布加盟广告,注明“三维天然码”系全国创业就业彩虹工程项目, “月利十万,谁赚谁干”等虚构事实、夸夸其谈的宣传,原告的这些违法事实分别有消费者的证人证言、权威机构出具的书面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全国青年彩虹工程实施指导办公室出具证明，“彩虹工程”组委会没有给“三维天然码”发过任何证书，中国共青团中央信访办公室也证明全国“彩虹工程”没有与原告签订过合同。由于原告虚假的违法广告宣传，侵害了众多消费者的利益，北京市海淀、西城两区工商局正式立案受理举报，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取证。前述事实与《拉文》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报社没有故意捏造事实也没有夸大事实，正是基于此，原审判决书第6页至第7页的本院认为：“……工商报社向本院提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信访办公室、全国青年“彩虹工程”实施指导办公室、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海淀分局出具的证明和回函以证明该社对文中涉及三维公司与彩虹工程的关系、探访北京总部、工商部门立案等内容已履行了审核义务，文中相应内容并非作者杜撰，因此不存在主观过错。因三维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并对工商报社所持基于上述证明材料所做相应报导无主观过错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然而，原审法院的最终民事判决结果却与前述认定内容截然相反，即中国工商报社在判决生效后，将网页中的相关报道予以删除，并刊登向北京三维天然码公司致歉的声明，内容需经法院审核。也就是说，法院一方面认为报社没有过错，另一方面又认定报社在《拉文》中存在着主观过错。

是否构成名誉侵权?

作为工商报社的二审诉讼代理人,我们认为，原审法院（2005）海民初字第19849号民事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与其结论自相抵触，是非不分，保护了被上诉人欺诈的虚假广告宣传宣传，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审判程序违法。为此，我们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该民事判决。我们基于以下理由要求撤销原判,驳回三维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

首先,原审民事判决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基本规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名誉侵权的相关司法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新闻报道引起的名誉侵权纠纷属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案件。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一般的民事侵权必须符合四个构成要件，第一，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第二，受害人有相应的损害事实；第三，加害人的侵害行为与受害人的受害事实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四，加害人的侵害行为违反我国法律规定。从前述四个必备条件来看，第一个条件就不具备，而且原审法院的民事判决中对此也是确认无误。以下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拉文》。

我们认为，《拉文》不符合新闻侵犯名誉权的构成要件。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和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依照相关的司法解释，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必须符合前述一般民事侵权所要具备的四个构成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名誉侵权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8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名誉侵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新闻报道主要内容失实，损害他人名誉，构成侵害名誉权。”根据规定，虽然新闻侵犯名誉权也是属于民事侵权中的一般行为，但有其特殊性。作为新闻侵权，除了要具备上述所说的一般侵权行为四个基本构成要件外，还应考虑下列因素：其一，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其二，侮辱或诽谤他人的内容体现在新闻作品中；其三，新闻作品刊播于新闻媒介，并公开发表；其四，新闻行为在新闻活动中有过错。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拉文》的新闻源。《拉文》的新闻源主要有：其一，来自消费者的多次投诉和举报；其二，记者自己的采访调查记录；其三，工商执法部门的提供证据；其四，国家相关的权威部门提供的书面证据；其五，被上诉人相关的广告内容证明；等等。从《拉文》的新闻源来看，几方面的证据，主要内容基本能够相互印证。可见，《拉文》的新闻源是客观真实的。新闻的真实性主要基于事实的真实，关键情节真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媒体不是执法机关，不可能动用法律手段去调查事实真相，媒体只需要做到新闻真实，即新闻事实有明确来源，而不是胡编乱造就可以了。至于客观真实是什么，那是受舆论监督的有关部门需要去搞清楚的。法律保护新闻自由，允许它针眨时弊，从而使新闻成为传播消息、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立法既保护新闻自由权，又保护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法律所保护的是合法的权利，违背法律的行为不仅不予以保护，还要追究其责任。正如被上诉人所实施的系列虚假广告宣传。法律不允许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借维护名誉权对正当的新闻舆论监督进行无理的指责、刁难。新闻单位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应该力求真实，但必须指出的是，新闻报道的真实不等于客观真实，不能用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来判断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新闻真实体现着新闻报道的客观规律，如果遵循了新闻报道采写、审查的规律，即使由于采访环境、采访手段或时效的限制，在内容或某些细节上与客观事实有出入，也不应属于新闻失实。至于新闻报道的表达方式及其所作的评论，只要是客观的公正评论，就是我国宪法所允许的。只要没有违背、歪曲基本事实，没有侮辱、贬损人格的内容，即使有一定的讽刺、夸张，也不构成侵权。正如《拉文》。

其次，被上诉人三维公司所提出的民事侵权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现实生活中，受到新闻媒介批评的人不管对批评如何不满，通常只有在新闻中找到“失实”的表现或侮辱和诽谤的内容，才可以提起侵害名誉权或侮辱诽谤指控。正当的新闻批评虽然会使被批评人受到社会的谴责，似乎他的名誉受到了伤害，但这种批评和谴责是真实的，是与他的不良表现相符合的，所以不构成什么侵权。法人的名誉是对法人的商业信用、资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的评价。法人的名誉是在它的整个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社会对它的全部活动的总评价。由于被上诉人自身所存在的系列违法行为，且已经执法机关包括原审法院查证属实。因此，被上诉人所谓的名誉已为自己所践踢！而非《拉文》所侵害。原审判决已经证实，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侵权事实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撑。法律上对新闻侵权的认定比较严格，不仅要求有“违法行为”，而且还要求致他人“名誉有损害后果”，而且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说，如果新闻报道仅有“虚假或严重失实”内容而没“损害后果”并不构成侵权。只有以虚假事实指责他人，给他人造成不公正的、贬低性的评价，这才构成侵权。然而，一审法院却不顾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竟然判决上诉人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登报向被上诉人致歉声明，声明内容需经法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于相关媒体刊登判决书主要内容。从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来看，显然是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根据的违法民事判决。

我的共同代理人李艳娜律师补充说，什么是虚假新闻呢？一般假新闻具有“可读性”特别强、特别离奇、内容特别惊人、荒诞不经，匪夷所思，令人作呕，具有“人咬狗”特点的奇人异事的特点。而《拉文》中的主要事实来源完全真实客观，说是虚假新闻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本文主要是对欺诈广大消费者的违法行为进行批露，目的是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轻易相信商家编织的美丽谎言，陷入虚假加盟招商的圈套中，避免上当受骗。对虚假商业宣传给予有力的舆论监督，履行法律赋予的舆论监督权利，《拉文》的社会效应无可厚非。这篇报道有力地遏止了对方继续开展虚假的招商活动，所以才遭到对方的无理指责和刁难，甚至在网络上发表大量侮辱诽谤、诋毁个人格的文字，对周萍记者进行的个人攻击，我们已经进行了证据保全，且提起了另一诉讼。据我们调查，三维天然码公司在参考消息、杨子晚报、在自己的网站上、生意杂志、大众商务等媒体上不断发着类似的广告，由于所载广告的报纸在全国发行，必将使我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等众多想早日脱贫致富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陷入招商加盟圈套，这也并非记者杜撰。退一步讲，三维公司大量的散发虚假广告，编造虚假代理商致富的消息，这种危害是不特定的，上当受骗的人也是不特定的。《拉文》主要目的是向公众传播一个信息，那就是希望广大消费者不要急功近利，被暴富的谎言所欺骗。如果说侵犯的三维公司的名誉权，法律明文规定保护法人的合法权益，但法人违法名誉自毁，新闻媒体对非法现象进行揭露曝光，是为了保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是法律赋予新闻媒体的权利也是义务。
截止今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对前述案件作出终审民事判决。

谷辽海
2006年3月17日


【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目标的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法律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反映的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法律在内在精神上、原则上和主要标准上及重要程序上越来越多地接近、协调、吸收甚至部分统一或同一的现象。刑事诉讼法律全球化是公法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带来了现代化控辩模式在世界的勃兴。我国刑事诉讼变革应以此为参考视角，建构现代化控辩模式，调整控辩关系，推进我国现代化法治建设。
【关 键 词】 法律全球化 刑事诉讼 控辩关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和平、发展与合作为主旋律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目标的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法律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在法律领域的反映，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通过与实施、不同法系之间的交融、各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借鉴吸收，形成了具有共性但各具特色的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这里的共性是指符合现代法治和诉讼规律的现代化刑事诉讼基本国际准则，是刑事诉讼法全球化趋势的基本表征。本文撮取法律全球化语境下现代化刑事诉讼控辩关系进行法理分析，以求教于同仁。
一、刑事诉讼法全球化的图景及现代化控辩模式的基本表征
法律全球化的基本范式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文化等方面交往的加深，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开始跨越国家的疆界，在世界范围传播、流动，从而引起世界各国法律理念、法律价值观、法律制度、执法标准和原则的趋同化。公法全球化是继私法全球化之后法律全球化的又一次高潮，因涉及国家主权协调问题，有其固有的逻辑体现，对法律全球化反应相对迟缓，集中表现为主权国家对加入和批准的国际刑事司法公约的艰难谈判及将公约转化为国内法的审慎态度。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国的宪政制度和法律文化有最近的渊源，其“近亲性”决定了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性远远大于共同性，证明了法律全球化对刑事诉讼法只能是间接的和渐进的影响，其进程更多地表现为冲突－对话－借鉴－协调的路径依赖。近期几大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变动与若干刑事诉讼实践的发展趋势、欧洲刑事诉讼法制走向一体化的成功范例都昭示了刑事诉讼法全球化的基本趋势：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交锋与融合，随之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公约确立了普适性的最低刑事诉讼国际标准，各主权国家对加入和批准该类国际公约的的认可、转化和适用。在基本趋势中折射出其现代化内核：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法全球化和各国刑事诉讼变革的基点，在此基点上确立了无罪推定、司法独立、审判中立、控辩平等、程序正义等一系列刑事诉讼国际基本准则，并随之成为各主权国家刑事诉讼改革的参照系数和考量标准。
法院审判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庭审模式的构造关涉审判公正的底线，是刑事诉讼变革的关键。传统的庭审模式大致分为普通法系的当事人主义与民法法系的职权主义模式。法律全球化语境下两大法系走向较量与融合，两大庭审模式也开始互相借鉴，出现相互融合的态势，强调控辩平等参与的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业已成为国际性刑事诉讼现代化变革潮流。以民法法系为代表的法国和德国均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因子，在庭审过程中注重保护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权益，控辩权利对等，双方平等武装，平等对抗；以普通法法系为代表的英国则于上世纪80年代受法国检察制度影响建立了现代公诉制度，美国则参照民法法系强调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与中立官署角色；日本、意大利和俄罗斯则集两种庭审模式之长，建立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混合式模式。总之，现代化控辩模式已经成为各主要国家庭审改革的方向，尽管中间有少数国家在改革进程中出现回潮，但源于国际性、区域性人权公约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关于正当程序与公正审判以保护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诉权的普遍要求决定了现代化控辩模式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从世界各国刑事庭审模式改革的现状分析，现代化控辩模式的基本表征是：1、刑事诉讼在法理上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冲突，被告人是独立的诉讼主体，国家追诉人即公诉人与辩护人法律地位平等、权利平等及平等武装；2、公诉人与法院必须在组织上实现控审分离；3、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判；4、受刑事指控的人有权亲自辩护和选择律师辩护，并享有法律援助权利；5、诉讼构造为“等腰三角形”，法官中立裁判，控辩双方平等对抗；6、在法庭上有权在同等条件下讯问对其不利和有利的证人；7、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8、诉讼的核心在庭审程序，庭审适用直接原则、言词原则以及公开审理原则；9、公开宣判；10、被判有罪者有权由较高级法官进行复审。
二、对我国刑事庭审传统模式的扬弃与现代化控辩模式的建构
我国的传统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是超职权主义，其庭审模式是流水线构造，其形成有深刻的法律文化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我国自秦汉以来2000年来的封建专制集权司法制度，与民主政治与分权制衡基础上形成的现代西方法治处于不同的法域，清末五大臣考察欧美法制实行改制，开始了向民法法系的法律移植，但改制并不彻底，保留不少封建法制残余。新中国建国后涤荡旧法统，学习前苏联法制经验，历经反右、文革，法制传统被抛弃一空，社会陷入无法无天状态。1979年重建法制，同年7月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诞生，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法典赋予国家专门机关强大的司法权力，强调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对人权保障强调的不够，因此法典的超职权主义色彩相当浓厚，庭审模式是流水线构造，表现为控审不分，法官在庭审与公诉人配合，主动追纠犯罪；控辩权利不平等，被告人沦为审判的客体，其辩护权面对强大的侦查和公诉力量而受到很大压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基于经济动因和人权保障标准的法律全球化运动也深刻影响到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最终促成了1996年3月7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凸显出审判的中心地位，传统流水线庭审模式得以改造，遵循了国际刑事司法标准初步建构了以控审分离、审判中立与控辩对抗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控辩式庭审模式。新庭审方式试图融合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二者之长，建立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形诉讼结构。但在具体程序设计上仍然没有摆脱国家本位主义思维影响，诉讼平等和保障人权理念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没有彻底地改变我国控辩双方地位失衡的状况，三角形不是等腰的，仍然倾向于国家司法机关，集中表现在律师的力量相对于检察官而言还是过小，审判的中立性也不足，所以还应与时俱进，吸收借鉴国际刑事司法标准，进一步推进程序结构和庭审方式的改革，谈化国家本位主义色彩，强化人权保障，扩大律师辩护权利，在控辩式庭审方式所体现的控辩平等中初步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
2007年修订的新律师法使控辩双方趋于平等，其立法的超前性昭示了刑事诉讼向控辩平等对抗的控辩式评审方式变革的方向。新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主要见于第四章--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其中与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又主要集中于第33、34、35条、37条的规定。新律师法参照《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国际准则在刑事诉讼格局的设计上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刑事诉讼弱者的保护，通过扩大和完善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法庭言论豁免权等权利，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使控辩双方趋于平等，这是对刑事诉讼法典第36、37、96条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关于律师的受限制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规定的巨大突破，昭示了刑事诉讼向控辩平等对抗的控辩式庭审方式变革的方向。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诉讼职能相分离，裁判者中立、控诉方和辩护方平等对抗，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格局，也是刑事司法体现程序正义的重要方面。在诉讼发展史上有过三次重要分工，第一次重要分工是司法权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第二次分工则为控诉权与审判权相分离，这两次分工为刑事诉讼中形成合理的诉讼结构提供了前提。第三次分工则是辩护权作为控诉权对立面的独立出现，控、审分立是国家权力的内部制衡，而刑事辩护制度则是对国家权力的外部制约，它保障了诉讼过程中对单方发现规则进行有争论的说明，标志着诉讼模式从纠问式向控辩式的跃进。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体现了不断扩大的个人私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推动着控辩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新律师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深入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方面的立法不足，初步实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种功能之间的平衡，符合控辩平等的刑事诉讼国际变革潮流。
三、检察机关控方角色的优化和控辩关系的良性互动
我国的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国家的公诉机关，是控方代表。新律师法促使检察机关传统的自侦模式和公诉模式由封闭走向公开和控辩平等对抗，职权主义色彩日趋淡化。从具体情况看，新律师法使侦控诉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从现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半公开”状态转为“公开“状态；从诉讼性文书转向案卷实体材料；规定了控诉机关向嫌疑人所委托律师的证据公开，却无相反的规定，变相增强了辩方的力量，控方的职权主义色彩有所淡化，日趋于当事人化。新律师法扩大了辩护方的权利，也就相对限制了控诉方的权力。而随着辩护方权利的扩大，控诉方和辩护方的力量对抗也就从表面上的平等向实际上的平等迈出坚实的一步。新律师法使控辩双方进一步实现平等,对抗性增强，彻底改变了“公诉权高于辩护权”的公诉模式，在客观上也使审判前侦控结论的不确定性增加。可能造成控辩双方新的信息不对称,控方固定、审查和运用言词证据的力度也会减弱。、检察机关应紧紧抓住新律师法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健全检察权制约机制，建立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自侦、公诉等现代检察工作模式。现代自侦模式是对传统自侦模式的扬弃，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律师作为相对独立的诉讼主体介入侦查，侦查人员要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提供帮助权，这种权利在广义上是辩护权的一部分，它也是对检察机关自侦权力的一种制约，是以公民私权利制约国家公权力的一种形式，体现了诉讼民主。现代自侦模式淡化了侦查人员的角色优化意识，侦查人员应当积极适应、认真执行法律规定，主动加强与律师的沟通合作，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国家本位和个人本位并重，更加重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传统侦查模式建立在实体正义和国家权力本位基础之上，由此产生了口供中心主义的侦查大方向；而现代侦查模式建立在程序正义和保护人权基础之上，由此产生的只能是物证中心主义的侦查方向，会强化由证到供的侦查思维模式，侦查人员也会更加注重科技取证，拓宽侦查的路径，多方面收集证据，增强固定和运用证据的能力。三是更注重侦查过程的公开和对抗。自侦公开更加重视程序意识，增强透明性，在侦查管理上向规范化管理的方向转变，办案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增强。侦查与反侦查的对抗性更激烈，侦查工作的技术性更强，趋向于侦诉一体化，增强外围取证、灵活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公诉机关要树立诉讼平等意见，并进一步深化以控辩平等为主要内容的公诉改革：控方要从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的高度来看待律师法的修改，在与律师接触时，对于律师提供的各种信息要善于分析判断，培养与律师的沟通协调能力。要学会换位思考，多听取律师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意见，采纳律师提出的正确观念，收集无罪、罪轻证据，正确分析现有证据情况，使审查案件证据体系进一步完善，并明确控辩双方法庭辩论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法庭讯问、举证、质证和辩论的准备工作。要拓宽控、辩双方交流的途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要保持检察官与律师的接触距离。距离产生公正，要确立两者之间仅是工作关系，不能掺杂过多的感情因素和权钱交易。要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承办人与律师的接触行为，减少私下接触，避免权钱交易，以尽可能减少职业风险和职务犯罪；其次虚心让辩护律师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将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辩护意见制度化，规定陈述意见的内容和形式，将律师书面意见归入卷宗，随案移送法院，同时建立对律师意见反馈制度；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特别是要明确证据开示的双向性原则，明确辩方负有向控方开示其自行调取的相关证据的义务，对其准备在庭审阶段出示的证据必须包括在开示的证据范围内，对于未经证据开示的证据原则上不能在法庭出示，不能搞证据突袭。控告申诉部门和举报中心、侦查监督部门、监所检察监督等部门也要高度重视，在职能工作在要切实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同时也要采取必要手段预防和禁止律师违法和滥用执业权利，避免其干扰检察工作的依法有序运行。主要应对策略是：一是在控告申诉部门设立律师接待室，统一归口办理律师涉检业务。控告申诉部门是检察机关的对外窗口，也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线索分流、申诉赔偿等业务的龙头和龙尾，由其统一归口办理律师接待便于对外方便律师办理涉检业务，对内设机构可以发挥内部监督职能，可以保证律师在程序上对检察权进行监督制约，在实体上具体落实律师的各项执业权利。在基层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和举报中心多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在控告申诉部门设立律师接待室，要指定专人负责律师接待。专人负责与自侦、公诉和侦监等业务部门联系，办理律师提出的申请阅卷和申请调取证据的请求，主持证据开示，受理和答复律师对检察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提起的控告和申诉等项工作。二要强化侦查监督工作，及时听取律师意见，以不断提高侦查监督工作水平。审查逮捕工作要认真执行《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的规定，既要重视实体审查，也要重视程序审查；既要重视对有罪、罪重证据的审查，也要重视对无罪、罪轻证据的审查，特别要注重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其辩解，及时听取律师意见，确保逮捕案件质量。监所检察部门要监督看守所加强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情况的管理。监所检察部门要监督看守所是否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和会见律师，保障在押人员聘请和会见律师的权利，监督看守所是否允许并保证律师不被监听地会见在押人员，保障律师的会见权。监督其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保护律师的人身安全；凡涉及秘密的案件，检察机关要事先告知看守所，让其把好律师会见关，当有律师要求会见时，让看守所告知律师：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需经检察机关批准，如果律师不能提交侦查机关批准会见决定书，看守所不得安排律师会见。如果看守所违反规定安排会见的，监所检察部门应当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监督予以纠正。监督看守所加强对律师会见室的现场管理，防止律师会见中的违法行为。
公诉人或广义讲是检察官与律师都是职业共同体，两者通过法学院校培养、司法考试和职业训练形成了共同的法治理念和法律思维，都是“法律人”，两者有很多共性，是可以在法律工作中找到共同语言的。如检察官并非单纯为胜诉而出庭公诉，检察官负有客观性义务。联合国确认了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基本内容，基本要义是检察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有义务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既要注意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事实和法律，又要注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事实和法律，要不偏不倚。而辩护人进行辩护和被告人进行辩解，从表面看是为了被告人的个体利益，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种辩护是通过保护被告人个体的利益，使法律得到正确实施，从而实现保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目的。笔者认为，在刑事审判中控辩审三方地位是平等，共同责任是为了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都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三者只是在诉讼中所处位置和所起作用不同而已。同时也要看到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又是相互独立的，有很多不同：性质不同、职业不同、服装不同、收入方式不同、工作方式不同等等，最关键的是由于社会角色不同而造成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仍然存在着差异。律师是社会的法律服务提供者，而检察官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律师工作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检察官工作基于职务要求；律师的工作成效取决于他/她对当事人权益的维护程度，检察官的工作考核取决于他/她对法律与事实的忠实与遵守程度。正是基于这些区别，律师不仅是法律人，也是经济人，其工作是其谋生的手段，其工作成效是客户考核的标准。而本能使然，客户关注的当然是其权益完好与否，而非合法与否，其选择律师也是以律师的辩护效果为标准的。因此两者有同一的一面，更有对立的一面。当前在司法实践存在的检察官与律师关系的紧张，漠视律师的执业权利；检察官与律师关系的过度亲密，甚至私下有不良接触和利益交换都是对检察官与律师之间距离原则的背弃。距离产生公正，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应保持适当的距离，距离太远或太近都是不适当的。检察官与律师之间既要彼此合作，又要相互监督，要在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的立场上控辩双方可以实现良性互动。控方要依法保障辩护人特别是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而辩护人特别是辩护人要依法行使辩护权，用权利来制约权力，加强对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和制约，从长远来看要注意发挥律师协会在监督司法行为方面的作用。检察官与律师保持独立，不应受到各种金钱或物质的引诱，检察官不得私自会见律师，向当事人指定或介绍律师，或在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甚至兼职，造成角色混淆。检察官也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请吃和馈赠钱物，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报销各种费用，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提供娱乐场所进行娱乐等等，这些都应成为检察官的基本职业道德。检察官更不得与一方的律师沆瀣一气、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律师也应要遵守职业道德、保持职业上的独立性，努力维护其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在从事其职业活动时，要独立于检察官，不受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干涉。同时也要与其委托人保持独立，不得受其委托人意志的左右。在承办案件中，不得与检察官建立不正当联系。同时，控方也要监督辩方，保证其对法律和事实的必要尊重，减少其可能存在妨碍实体真实发现的消极作用。辩护活动有一定的界限限制，即辩护活动应在尊重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完全脱离案件事实和有意曲解法律的辩护不仅缺乏道德方面的支持，同时也难以达到切实维护被指控人利益的效果。因此要防止辩护权若不当扩张从而构成追诉机关查明案件真相的一种障碍，从而影响对犯罪的有效追究。检察机关即要支持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又要加强与有关部门横向联系，协助监督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一是加强与律师协会的联系，对证据开示、辩诉交易等双方关心的焦点难点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通过研讨会、座谈会、走访等形式加强与律师协会的沟通联系，互通情况信息，交流工作经验，推进控辩平等对抗制度建设，共同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和辨法析理能力，努力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二是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的联系，规范律师执业行为。检察机关要主动加强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的联系，及时通报情况，建议并督促他们加强对律师的管理，规范律师行为，防止和及时惩戒律师的违法违纪行为。三是加强与公安部门的联系，移送律师涉嫌犯罪线索。检察机关对在刑事诉讼中发现的律师涉嫌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和妨碍作证的犯罪线索，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并协助侦查，对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通过严惩律师犯罪使严重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得到遏制。

作者：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