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不足及配套制度建构
李旺城、郭小锋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101300）
【内容摘要】 新《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它在打击腐败分子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在犯罪主体、客观特征和法定刑上存在着立法上的不足并需要进一步完善；并且该罪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配套制度方面，也需要加快工作的步伐。只有从立法与制度这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和落实，才能使该罪更加有效地打击贪污腐败分子，为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立法完善 制度建构 反腐败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不断深化，使得整个社会处于转型这一不确定的时期，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攀比之风日渐盛行，整个社会的反腐倡廉呼声也日益高涨，这些引起了全国人大、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此，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中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截堵性条款对腐败分子给予法律上的制裁。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截堵性条款暴露出功利立法上的考虑不周和前置制度建设上的不健全，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进一步完善，从而使该罪更贴近打击腐败分子的实践。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状
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的超过合法的收入，且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行为[1]。该条款的设立是国家立法机构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现象日益严重，少数国家政府官员聚敛财富而司法机关限于实际情况难以查明其真实来源而采取的立法措施。它的制定有力于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弥补了我国反贪立法的漏洞，是“从严治吏”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有些学者赞誉其为“惩治腐败的利锐武器”[2]。
但是，综观这些年来的司法实践，这把“利锐武器”似乎并不锐利，甚至它成为一些贪官们的“避风港”和“保护伞”，如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胡继美夫妇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肖、胡二人不明财产达2000多万，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法定刑只有5年，肖、胡二人一个被判死缓、一个被判无期徒刑，在明文规定的条文面前“全身而退”。对这种情况，有人认为办案者审查不彻底，执行的是“穷寇勿追”战略；有人则直截了当地批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效果，客观上为腐败分子们提供了一个兜底条款[3]。同时，该罪在实践中倍受指责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即自设立以来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却从来没有单独适用过，反而成了贪污罪、贿赂罪的附带罪名，甚至是各别地方贪污腐败分子自保的“最后一张王牌”，这给依法执法带来了诸多责难。总之，其罪中构成要件的独立性与实践上的附随性冲突，这两对矛盾使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陷于十分尴尬的处境。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在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予以规定的。1997年全国人大修订《刑法》,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在第395条第1款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差额予以追缴。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似乎就成了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一项附带罪名,极少有单纯因被查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依此罪定刑的。实际上,一些腐败分子正在获取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轻缓刑罚的“好处”：无论贪污受贿多少，只要不留下贪污受贿的蛛丝马迹，最终即使巨额财产被发现，也只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轻松受罚。因此，对于该罪无论在立法完善上还是在司法制度中都存在着问题。
（一）从该条款的犯罪主体来看。该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那些已经卸任、退休的原国家工作人员即使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却也很难受到法律的制裁，该罪特殊的犯罪主体限制了它的法律威力的实施。因此，我们应当对该罪的犯罪主体加以重新界定，在此我们可以借鉴香港地区《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罪”规定：(1)任何人士，如属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而——(a)所维持之生活标准，高于与其现在或过去薪俸相称之标准者；(b)所支配之财富或财产，与其现在或过去之薪俸不相称者，除非能向法庭作出圆满解释，说明其如何能维持该生活标准，或如何能支配该等财富或财产，否则即属违法[4]。它明确地规定了无论是现任的还是曾任的政府雇员，只要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刑罚。仿照这样规定我国的刑法第395条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的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有效、切实地开展下去，才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和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与国际的司法规范接轨。所以，笔者建议将下列人员纳入该罪的特殊主体：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者负责人中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从事检察、审判工作的检察官、法官中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公安、财政、工商、税务、海关等国家行政机关所有公务员中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政府派出机构中从事国家公务的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以此实现我国刑法的立法价值取向，抛弃该罪所具有的功利主义倾向。
（二）从该条款的客观特征来看。第一，该条款中“可以责令说明来源”存在逻辑不严的毛病。当前，理论界对该罪的客观特征存在着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持有说，它认为该罪的实施行为是拥有超过合法收入且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另一种是不作为说，它认为该罪的实施行为是不能说明超过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5]。笔者认为，持有说将“可以责令说明来源”看作是该罪的程序性条件，而不作为说将其理解为实质性的核心条件。因为刑法是解决实体法的法律而非程序法，它不会越俎代庖的规定司法程序问题，所以不作为说应当更接近于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既然不作为说更符合刑法的立法取向，那么“可以”二字便是立法者在立法上的有意疏漏。全面理解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实际上它隐含了司法机关必须责令犯罪嫌疑人说明其财产的来源，而不是可以责令其说明也可以责令其不说明。实际上，该罪是对犯罪嫌疑人拥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不作财产合法来源说明的不作为行为进行的法律惩罚，而不是对拥有巨额财产的持有行为进行的惩罚。所以，这种说明义务已经由刑法本身所设立，在这里应当将“可以”改为“应当”更符合刑法的逻辑严格性的要求。第二，对于该条款中的“不能说明”在理解上容易出现偏差。笔者认为，对“不能说明”应作限制性的解释。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能作以说明”，只不过这种说明大多是莫须有的、无从考证的和隐匿实情的。如将财产来源说成是外国远亲赠与的或从已死亡的亲属那里继承的，对此侦查人员实际上几乎无法调查核实，既不能证明其无，亦不能证明其有，如果以这种不能考证形式而作的说明作为法律上所要求的“合法说明”的话，这就有可能使一些“蛀虫”规避法律的制裁，这明显是有悖于立法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刑法》395条第1款所要求的“说明”予以特别限制，即应当是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说明的。为了消除这种法律理解上的偏颇，我们建议将“不能说明”改成“拒不说明或做虚假、无据说明”，这样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协调、统一。
（三）从该条款的法定刑来看。第一，由于该罪的法定刑较轻，使之可能成为司法腐败的源泉和集体腐败分子的“保护伞”，它不利于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不符合刑法中的罪责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例如，一些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与腐败势力狼狈为奸，放弃对腐败案件中的巨额财产来源的追究，而简单的以本罪结案，结果是遏制了一种腐败却滋生了另一种腐败。第二，本罪缺乏附加刑，仅追缴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而不附加罚金，容易轻纵犯罪分子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相结合的功能[6]。所以，对于本罪的法定刑笔者建议引入罚金制，同时根据当地的年人均收入和犯罪人的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差额部分的比例来确定法定刑。例如，差额部分是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以上不满十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十倍以上不满二十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二十倍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金。
综上所述，通过对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上的分析，笔者建议对《刑法》第395条第一款[7]作如下表述：任何公民，如属国家工作人员或曾属国家工作人员，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应当责令说明来源。本人拒不说明来源或作虚假、无据说明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差额部分是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以上不满十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十倍以上不满二十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二十倍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金。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制度完善
针对当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上的众多不足和在司法实践上的尴尬处境，我们除了应当从法治上加以完善以外，更应当从制度上加大建设的步伐，使之从多方面对贪污腐败现象加以遏制，从而更好的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驾护航，从制度上主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当进一步践行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5.4.30)、《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1997.3.24)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外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1995.4.30)，建立国家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和离任审查制度，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的监管之下，防止当出现巨额财产时才发现其来源难以查明的失控状态。同时，与这一制度相配套的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正的监督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对申报的材料进行系统化、透明化的管理防止监督机构的“护短”行为和集体腐败现象的产生。因此，笔者建议可以由国务院直属的审计署来对相应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及家属的财产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从而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置制度建设完善。
第二，建立金融监管机制。我国从2000年4月起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它是整个金融实名制的一部分，它的设立有利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给予及时、全面的监控，有利于抑制腐败使得“灰色收入”无处藏身，更有利于国家财政、税收的征管。但是，由于我国各大银行间的互联互通工作做的还不健全、不完善，同一姓名可以在不同的银行开立多个户头，使得腐败分子还有可乘之机。同时，增加对不动产的实名制管理，使腐败分子妄想利用购置不动产转移赃款、毁灭证据逃避法律的制裁的幻想彻底的破灭[8]。
第三，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策略。实践中对于该罪的追究大部分来源于群众的举报、纪检的查处和媒体的揭发。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从党内、社会舆论和群众三个方面加以监控，广开举报渠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充分发挥纪委的内部监督作用，从多层次对腐败势力加以打击。
总之，只有科学合理地建设好我国的财产申报和金融监管制度，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方面的制约机制相结合，把反腐败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的、系统的综合工程来抓好、落实到位，才能开创我国反腐败工作高效、灵活的新局面。
印发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粤府办［２０００］２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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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府直属有关单位：
《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省人民
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
方案〉的通知》（粤发［２０００］２号），广播电影电视厅更名为广播电影电
视局。广播电影电视局是省人民政府主管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的直属机构。
一、职能调整
（一）划出的职能
将原广播电影电视厅的广播电视传送网（包括无线和有线电视网）的统筹规
划与行业管理，拟定广播电视传送网络的技术体制与标准的职能，交给信息产业
厅。
（二）划入的职能
将原由新闻出版局承担的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进口管
理职能，交给广播电影电视局。
（三）增加的职能
监督管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视听节目。
（四）转变的职能
将广播电视节目的交流、交换和交易运营职能以及技术性、辅助性的工作，
交给事业单位承担。
二、主要职责
根据以上职能调整，广播电影电视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党和政府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握
舆论导向；指导广播电视宣传和广播影视创作并协调其题材规划；指导广播电影
电视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并起草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管理的地方法规；制定广播电
影电视管理规章和事业的发展规划。
（二）监督管理广播电视节目、卫星电视节目收录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
播的视听节目；负责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的进口管理。
（三）审核乡镇以上（含乡镇）广播电视播出（含转播）机构和电影、广播
电视节目、电视剧制作单位的建立和撤销；组织审查在广播电视中播出的电影、
电视剧及其它节目的内容和质量；审核发放或吊销电视摄制、公映许可证和电视
剧制作、发行许可证。
（四）管理广播电影电视科技工作，研究并拟订有关技术政策和标准，指导
广播电影电视系统适用高新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开发应用，研究制订广播电影电视
方面的经济政策。
（五）按照国家和省的统筹规划、宏观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广播电视专用网
进行具体规划并管理；制订广播电视专用网的具体政策、规章和技术标准，指导
分级建设和开发工作，保证广播电视节目的安全播出；受信息产业行政主管部门
委托，编制广播电视专用频道的规划，指配广播电视频率（频道）和功率等技术
参数。
（六）管理并指导广播电影电视对外和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的交流与合作。
（七）领导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东电视台、省有线广播电视台和广东广播
电视技术中心等单位，对其重大宣传进行协调和检查，统一组织和管理其节目的
传输和覆盖。
（八）管理电影生产、制作工作；管理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及其他事业单位。
（九）负责局机关和指导直属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
（十）承办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广播电影电视局设７个职能处（室）：
（一）办公室（挂外事处牌子）
督办局决定的重要事项，综合协调各处（室）及直属单位的有关工作；负责
重要文件的起草和组织对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负责文秘、档案、信息、办公自
动化、信访、保密、审计工作；承办与外国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广播电影电视的交流与合作。
（二）总编室
实施对广播电视宣传、影视文艺的管理工作；拟订广播电视宣传的规划和方
案并组织实施；对直属电台、电视台重大宣传进行管理、协调和检查；指导地方
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研究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改革；组织审查引进的境外电视剧；
指导并协调广播剧、电视剧创作题材规划；监督管理广播电视节目的评奖活动；
负责对广播电视宣传纪律的监督检查，查处违反宣传纪律案件。
（三）社会管理处（挂电影管理处牌子）
拟订广播电影电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实施对广播电视节目、卫星电
视节目收录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视听节目的监督管理工作；审批和监督管
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安装使用和开设闭路电视；承办审批广播电影电
视节目和电视剧制作、经营单位的建立和撤销工作，核发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和发
行许可证；组织审查合拍的电视剧以及国产、进口电视剧等节目内容；管理电影
生产、制作工作；审查各类影片，核发、吊销影片摄制、公映许可证；审核对外
合作制片、输出输入影片等国际合作与交流事项。
（四）事业发展处
拟订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总体布局和科技发展规划；承办审核乡镇以上（含
乡镇）广播电视播出（含转播）机构的建立、撤销工作，并进行监督检查；拟订
广播电视网络的发展规划并指导实施，指导广播电视网络的分级建设和开发工作；
受信息产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编制广播电视专用频道的规划，指配广播电视频
率（频道）和功率等技术参数；管理广播电视系统的技术维护和安全播出工作；
组织协调新技术的科研应用工作。
（五）计划财务处
编制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研究并拟订广播电影电视方面
的经济政策；监管直属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各项事业经费和专项经费，负责局
机关和指导直属单位的财务、统计、基建工作；受委托监督本系统的国有资产管
理工作。
（六）人事教育处（与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合署）
负责局机关和指导直属单位的人事编制、培训工作；管理省广播电视学校的
有关教育工作；负责局机关和指导直属单位的党建、政治思想和共青团、工会、
妇女、计划生育等工作。
（七）监察室（与纪检组合署，挂保卫处牌子）
负责局属单位和指导本系统的监察、纪检工作；统一管理局机关和重点防护
单位的安全、保卫和消防工作；组织制订有关规章制度和处置重大治安、消防突
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并组织或监督实施。
四、人员编制
广播电影电视局机关行政编制５１名。其中局长１名，副局长４名（不含纪
检组长），总工程师１名，正副处长２０名（含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为离退休干部服务的机构和人员编制按有关规定另行核定。
五、与有关部门的关系
电影的生产、制作由广播电影电视局管理；电影的发行、放映由文化厅管理。
